政務公開可以學習美國嗎?
來源:紅網 更新時間:2012-04-14

 

  近日,遼寧沈陽市民溫洪祥向市財政局、市審計局和市政務公開辦等部門遞交了一份申請表,要求公開辦公費、招待費等財務賬目。沈陽市政務公開辦相關負責人說,政府部門財務信息極其敏感,難度極大,這個公開可能不會一蹴而就,結果可能不會太樂觀。(11月17日《人民日報》)

  應該說,在信息化日益發達的互聯網時代,政府信息公開的程度、方式,都是衡量一個國家民主與法治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從這一新聞中,我們欣喜地看到,從市民主動要求政府部門公開信息,尤其是要求公開困擾於群體心頭的敏感信息,這實是一個重大進步,因為這意味著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一大趨勢:政務信息的公開,必須從目前作為政府部門一種“社會承諾”,轉變成為公民獲知相關政務信息的一種權利。

  但也正如沈陽市政務公開辦相關負責人所言,政府部門財務信息又極其敏感,難度極大,結果可能不會太樂觀。對此,我十分理解,這些涉及政府部門比較敏感的信息,如公開辦公費、招待費等,公開難度之所以如此之大,也許是困於目前我國信息公開機制的尚未健全,而所謂的政務公開又往往成了某些官員嘴角的空談,成了一種擺設。

  雖然為了進一步保障政務信息的透明公開,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但從“條例”二字就可看出,這僅僅是政府部門的“一個承諾”,政府部門成了一個站在自身立場上的政務信息施予者。正是礙於這樣的現實,政務公開準則無異於—種政府的辦事制度,而圍繞這一“承諾”或“辦事制度”,政府向社會公開什麼,不公開什麼,怎樣公開,公開的范圍等等,都由政府部門自己“自語自說”,公眾成為被動的接受者。這應當說是當下“政府部門財務信息極為敏感而難以公開”的主要原因。這種現實,與1966年以前的美國極為相似,信息自由公開需要一個發展過程,不可一蹴而就。

  基於這種現實,我認為,應當由溫洪祥式市民的推動,漸漸將信息公開由一種政府的社會承諾轉變成公民的一種權利。當然溫洪祥這種行為可以更為合理有效,聲張要政府部門公開“敏感信息”,這一方式除了為了滿足公眾知情權外,我想這也應當避免動不動就帶有一種對政府的不信任感,讓信息的公開者與接收者,都成為平等的主體。這樣明顯會明確政府公開信息的“合理動機”。畢竟從目前來看,政府公開信息,更多的一種政府“承諾”,而轉變又配合相關制度法律的完善,這需要一個過程。在尚未有一個合理機制或監督體系的現實下,政府違背這一“承諾”易如反掌。

  實際上,信息公開制度比較健全的美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參看的典范。1966年,美國制定信息自由法,建立了公眾有權向聯邦政府機關索取任何材料的制度,政府機關有義務對公眾的請求做出決定。如果政府機關拒絕公眾的特定請求。它必須說明理由。任何政府決定都可以被提起復議和司法審查。前提是信息自由法規定了信息公開與不公並的標準。如此一來,就十分明確了公民如何去獲知有關的政務信息,並得了法律救濟。

  所以,政務公開必須在進一步完善相關條例與健全有關法律的條件下,應當從具體的細節入手,配以實質性的操作,這不僅是政府的一個“承諾”,政府部門在政務信息公開上須改變其角色定位。而作為一位公民或納稅人,你得明確自己有權按自己的需要主動向政府部門索取相關的信息,不是一個政務信息的被動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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