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網絡傳播和版權合理使用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 更新時間:2012-04-14

信息資源作為生產要素、無形資產和社會財富,與能源、材料資源同等重要,在經濟社會資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已成為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競爭的重點。

  但是,隨著信息資源產業的發展,各種新矛盾不斷涌現,知識產權問題尤其突出,版權糾紛屢屢出現,而信息網絡傳播權首當其沖,引起了業界廣泛關注。

  2005年3月1日國務院法制辦頒布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4月30日,我國第一部網絡著作權行政管理規章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發布;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的制定列入2005年立法計劃,目前起草工作已進入關鍵時期……一連串相關法律法規的相繼出臺,體現出國家對信息資源產業規范發展的管理力度和支持決心。

  日前,中國知識產權報社聯合司法界、圖書館界、知識產權界的專家學者,共同就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使與公益圖書館合理使用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現把與會專家的精彩發言整理刊發,以供讀者參考。

  版權合理使用的系統思考論

  著作權法中的合理使用原則是平衡著作權人與公眾利益關系、著作權壟斷與信息分享關系的原則。合理使用原則的適用范圍不是固定不變的,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規定。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不斷進行調整的原則是不會改變的。圖書館和大眾合理使用權利的限制與反限制成為時下的調整焦點之一。

  在網絡環境的開放體系中,傳統的知識產權保護方式受到了挑戰。作家、著作權人、出版商等權利人如何維護和行使自己的著作權及相關權利,與各類圖書館和廣大讀者對著作權合理使用原則的理解和運用產生了相當的分歧。這實質上是網絡環境下如何平衡雙方利益的問題。

  圖書館界泰斗——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吳慰慈先生,對利益雙方愈演愈烈的矛盾和圖書館界日益增多的版權糾紛十分擔憂:“從推動社會信息化的角度出發,現在是從政策上、輿論、社會環境、法制等方面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再拖而不決,決而不行,只能使國家的根本利益受到損害。”

  吳慰慈認為,對合理使用原則進行論證的矛盾雙方,都存在一定的誤區。他們僅從自身角度認識問題,違背了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博士所創立的系統思考的原則。只關注于自身的利益,不對所有方面產生的結果具有責任感,其思維方式必然是線段、片面的。其實,雙方對于“自己是著作權保護大系統中的子系統”這一點的認識都很模糊,他們把責任完全歸結到對方身上,造成現在完全對立,無法共存的局面。

  “要從根本上解決版權合理使用的問題,必須擴大思考邊界,將著作權人、圖書館、出版人、使用者看成是著作權保護大系統中的子系統,建立一個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正常關系,來緩解甚至是平息雙方的矛盾。但對公益圖書館來說,合理使用原則的適用范圍雖非固定不變,但它是基本的,是國際圖書館所共同遵守的,中國也不應例外。”吳慰慈提出圖書館界應堅持合理使用原則。

  合理使用作為著作權法中一項極為重要的原則,對于教育和學術研究有特殊價值。它允許教師、學生、學者及藝術家們使用受著作權保護的各種資料,而不必征得作者和出版商的許可,也不必付任何使用費,這對于促進知識的進步和提高教育質量至關重要。

  作為圖書館界最有影響的國際組織,國際圖聯(IFLA)1996年8月發表“關于數字環境的立場聲明”,主張在數字網絡環境下,應繼續保留合理使用和圖書館的例外條款。IFLA認為,圖書館在電子信息的存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一作用應當受到保護并予以加強。著作權保護要刺激知識創造活動,但是,不能妨礙公眾獲取信息和思想。如果著作權法不對著作權人的權利進行適當限制,不賦予圖書館員和個人用戶明確豁免權,就會加深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的鴻溝。

  “數字圖書館”的概念辨析

  “數字圖書館有實體和虛擬兩種形態,有公益和公司化運作盈利兩種運作模式”。多年從事網絡環境下著作權研究工作的清華大學圖書館肖燕博士指出其中的差別。

  “數字圖書館”至少存在三種不同的概念,其法律性質截然不同,絕不能混淆在一起:第一種是真正公益圖書館運營的數字圖書館;第二種是商業公司經營的數字圖書館;第三種,像IBM和書生公司提供的數字圖書館,他們是給圖書館提供技術服務,但是自己不開圖書館。

  肖燕博士認為:公益圖書館的合理使用原則應該拓展到網絡環境中,應該允許公益圖書館在一定范圍內進行一定限度的網絡傳播。

  非盈利教育機構和公益性圖書館是國家辦的。以侵犯版權而將非盈利圖書館告上法庭,即使在英美這樣法制相對健全、版權保護意識強烈的國家中也從沒有出現過。美國在1998年頒布生效的數字千年著作權法第1203和第1204條中明確規定,針對非贏利性圖書館、檔案館和教育機構,若因無知所觸犯第1201條和1202條有關破解技術保護措施、更改傳播虛假著作權管理信息的行為,可免除全部民事和刑事處罰。這些都是圖書館在數字環境下提供服務、實現自身發展的有利因素。

  行政與司法執法需慎重

  2005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的主題是“知識因傳播而美麗”,可幾乎在同一時期,卻有高校圖書館因為傳播知識而惹上了官司。

  北方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薩殊利認為這樣的現狀令人擔憂:“這與繁榮文化、傳播文明的當今社會最強音極不和諧,處理不好將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對以高校圖書館為代表的公益圖書館的發展無疑將產生毀滅性影響。”

  中國圖書館學會高校圖書館分會常務理事長胡越指出,法律是來維護和平衡各方利益關系的,而公益圖書館根本就沒有什么自身利益,完全是為著作權人、為讀者來服務。法律的制定客觀上要起到促進教育、文化、社會發展的根本作用。目前,國內文獻相對稀缺的問題仍非常尖銳,所以更需要通過法學專家的努力,通過執法者的努力,使公益圖書館更好地發揮信息傳播作用,為著作權人服務,為公眾服務,為社會服務。

  令圖書館界感到欣慰的是,從目前行政執法部門的實際操作情況看,圖書館的境況也許還沒那么糟糕。北京市版權局副局長王野霏的觀點是:“政府執法與司法還是有一定區別的,會更多考慮到社會進步、文化事業的繁榮和產業環境的塑造,不會僅僅關注著作權人的私權如何有效維護的問題。”

  北京市高院民三庭張魯民庭長介紹說,由于立法的滯后性,在司法實踐過程中的確遇到不少棘手問題。雖然在處理過程中考慮了各方面因素,對于合理使用或法律許可的應用也比較慎重,但由于還缺乏信息網絡傳播方面完善、明晰的法律規定,法院在審判過程中必須遵循法治原則,不能突破法律的規定。

  國家版權局法規處處長劉波林介紹說,目前版權局受國務院委托,正在進行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的起草工作。希望此條例盡早頒布,以解決現實中發生的各類相關問題。在此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出臺之前,針對此類版權糾紛,行政與司法執法部門仍需謹慎處理。

  網絡傳播定義與限制要明確

  對于信息網絡傳播權,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之(十二)中規定:“信息網絡傳播權即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

  由此可以看出,信息網絡傳播權有三個要件:“公眾”,“自己選定的時間”,“自己選定的地點”。三要件缺一不可,否則就不符合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概念,而應屬于復制權或其他權利。對于“公眾”的概念,是否可以理解為信息網絡傳播權只適用于廣域網,不適用于局域網?因為局域網傳播限定了作品接受者的地域范圍,使其并不能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獲得作品。科研院所、大專院校、企事業單位等在單位內部的網絡共享資料是否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顯然,目前關于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法律條文還不夠清晰和完善。

  北京市版權保護中心主任葛輝認為,數字圖書館應該用必要的技術手段進行限制,這樣既可以保護著作權人利益,又可同時兼顧傳播者和讀者的權益。

  作為國內信息資源產業龍頭企業,書生公司已為600多家高校構建數字圖書館系統。在書生之家數字圖書館系統中,限制了讀者只能對數字圖書館內作品進行在線瀏覽,嚴格控制不允許讀者下載到本地。“應該明確區分可下載和在線瀏覽不可下載對作者權益構成的重大實質性差異。”書生公司董事長王東臨呼吁。

  “網絡閱讀需要有一個數量或者范圍的限制,例如在圖書館里面有一個局域網,這樣的情況是合理的。但如果將作品在互聯網上公布,有無數的讀者,那就太影響作者和發行者的權利了。”國家版權局劉波林處長也持類似觀點。

  避風港原則的借鑒

  在實際應用過程中還存在這樣一個情況:高校和各公益圖書館所使用的數字圖書資源,很多都是向專門提供內容服務的廠商購買資源數據庫。在購買的過程中,數量龐大的數字資源是否全部經過授權?這些授權是否真實?作為用戶的公益圖書館很難進行核查。

  肖燕博士建議:“我們是否可以將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的避風港原則納入數字圖書館領域:在盡到應盡的合理注意義務后,若作者發現侵權行為后通知圖書館,圖書館馬上撤除相關內容和鏈接,就不應承擔侵權責任。畢竟公益圖書館并不是盈利機構,沒有因為這些資源而獲得任何利潤。”

  2005年5月頒布實施的互聯網著作權行政保護辦法給解決這類問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雖然在保護著作權人合法權利方面加大了力度,但更重要的是在綜合平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為產業傳播提供了一個避風港。“按照國家版權局這種立法思路來看,我認為解決互聯網條件下的數字版權保護及數字圖書館問題,將趨向于一種綜合平衡的關系。” 北京市版權局副局長王野霏談了自己的看法。

  付酬標準與賠償原則

  對著作權人的付酬標準和侵權行為發生后的賠償原則,也是雙方利益矛盾的焦點。

  現階段通行的版權使用費計算標準是以字數為基礎計算的,這是因為在傳統工業時代,只有出版商一家靠經營該作品獲利,作者的收入取決于出版商對該作品的經營情況。

  但在數字時代,海量使用者零星使用海量作品成為主要模式,使用者從海量作品中尋找的內容往往只占該作品內容的很少一部分,因此每次實際使用的信息總量和所創造的效益都很少,而使用者數量卻十分可觀。如果對每個使用者都按工業時代對出版商那樣的標準來收取版權使用費,顯然是極不合理的。

  而數字作品的侵權賠償問題一直是我國立法和司法的難題。在頻頻發生的圖書館官司中,起訴人的賠償要求使圖書館界和產業界都覺得十分不合理。“一起訴就要求賠償一千字多少錢,我想打完這個官司這個作者光靠這一部作品就可以成百萬富翁了。難道司法不考慮實際付出和成本嗎?這不單單是錢的問題,應該有社會責任。”肖燕博士陳述自己對此問題的看法。

  北方交通大學館長薩殊利也深有同感:“告一家圖書館若獲得幾萬元賠償,那同一本書把全國各高校圖書館一圈告下來就可以成為千萬富翁了,這根本不合理。”

  在我國現行的司法審判實踐中,對著作權侵權賠償有明確的計算方法:以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來計算;以侵權人因侵權而導致的非法獲利計算;以正常的許可費作參照計算;法官自由裁量。

  著作權法48條明確規定,首先應當以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確定賠償數額,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情況下以侵權人的非法獲利確定賠償數額,在兩者都難以確定的情況下,可以參照正常的許可費或實行法官自由裁量,即“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與50萬元以下的賠償。”

  而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往往沒有按照法律規定的順序來確定賠償金額,而是直接過渡到最后的“法官自由裁量”,這是缺乏合理性的。因此,對于數字版權使用者尤其是經營者清晰認識侵權風險,及對權利人確定合理的權利申訴范圍,都具有不可操作性。賠償標準的計算方法,還是需要從法律角度給予更明確的規定。

  版權許可方式的探索

  著作權法在對合理使用原則做出規定時,要求同時要考慮著作權人的版權,不得影響、妨礙它的正常使用。

  國外為解決這類問題成立了專門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著作權人授權給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版權代理公司等,交納一定的費用,由集體管理組織來維護著作權人的權益。而在中國,推行這樣的方式存在困難。

  “因為在國外,作品版權通常都把握在雜志社和出版社手中,而在中國不一樣,版權都是在作者手里,所以找出版社沒有用,只能與單個作者簽定協議。”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助理郭禾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可以預見,這樣的解決方式不一定能解決我國的問題。

  還有一種模式是目前業界比較推崇的,就是 “授權要約模式”。“授權要約模式”倡議權利人在所出版的圖書中直接自行發表版權聲明,只要任何個人或機構愿意接受聲明中所規定的授權條件,即可自動達成與權利人的合同關系。權利人可授權給出版單位,也可授權給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任何組織或個人只要按照約定的方法合法使用該作品并按照約定的方式付費即可。“授權要約模式的推廣給權利人和使用者雙方都提供極大便利,免去了一對一洽談的交易成本。”中國軟件聯盟秘書長鄒忭認為授權要約模式是解決現階段版權許可問題的可行之路。

  以前都是由作品的使用者發出要約,當要約由使用者發出時,使用者需要首先對受要約人是否為作品的合法權利人進行辨別,所以仍然無法免除一對一洽談的流程。而由權利人直接發出的授權要約可以跟隨其作品一同發行,保證了要約人一定就是作品的權利人,從而徹底免除一對一洽談程序。“授權要約模式的權利人和使用者雙方都是完全出于自愿,符合當前關于版權和版權授權的理念和相關法律法規,同時又極大降低了交易成本。”鄒忭認為授權要約模式是解決數字時代面臨的版權授權瓶頸的有效方案,“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積極倡導,支持權利人采取此類的授權方式,從而從根本上解決數字時代的版權許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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