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村干進軍官場 比公務員更實干可望更多作為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更新時間:2012-04-15

  為農民打開“當官”通道

  現在能有機會變成國家公務員,幾乎是所有村干部夢寐以求的事情

  9月9日,重慶市901名村(社區)干部匯聚重慶市人事局,進行為期三天的公務員考試培訓。 在考試之前,他們都是農民,而通過這次專門為他們設置的考試,將有120人成為他們夢想的“國家干部”。

  按重慶市《從優秀村(社區)干部中招錄鄉鎮(街道)公務員簡章》(以下簡稱《簡章》)的規定,選拔出來的公務員,將“安排到缺編的鄉鎮(街道)機關工作”,從此脫離農民身份。

  重慶的這一嘗試,是否能夠改變“一朝是農民,終身要種田”的局面,給農民一個可以期待的“仕途”通道,使農民“仕途”的“天花板”不局限在村黨支部書記職務上,還有待觀察。

  “反響不錯,這個政策使很多村干部們覺得有了希望。” 重慶市人事局公務員管理處處長李淮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準備成為“國家干部”的農民

  8月26日,開縣白橋鄉白橋村村支書劉六志接到了鄉里的電話,告訴他有個可以報考公務員的好機會,要他到鄉里去看文件的細則。劉六志馬上趕到了鄉里。

  他那天心情很好,“我從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機會”。于是,他向鄉里事業單位報考過公務員的人借了材料,在工作之余開始復習。他白天工作忙,就早上起床學兩個小時,晚上學三個小時。

  劉六志年輕的時候想掙錢,就在村里開農用車搞運輸。他說后來當村干部是受了父親的影響,他的父親是老書記,退休以后在村中心小學當門衛,他希望兒子能像他一樣。

  于是,劉六志在1999年被選為村民委員會主任,到2000年的時候,村里的書記辭職,他便一人身兼二職。而上面的“學習”情景,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會發生的。

  說到現在的工作,劉六志感到很不平衡,“現在,村里越來越多的人外出務工,他們的收入比村干部多很多,使我有些動搖。況且老年的生活也沒有保障。”

  他認為,如果從經濟利益方面考慮,當個村干部是最不值的,“一個廉潔的村干部,在村里最窮。”

  “現在村里的老書記是我們救濟的對象,看著很心酸。如果做了公務員,以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否則干個二三十年,退了就退了,沒有個依靠。”

  他甚至覺得,如果村干部的這種現狀得不到改善,以后就沒人愿意做了。

  因此,現在能有機會變成國家公務員,幾乎是所有村干部夢寐以求的事情。“至少,外出打工的人不再會瞧不起我們了,村民對公務員都是很羨慕的,以后回來為村里做點實事的人也會多起來。”

  對于考試,他顯得挺有信心,雖然數學、邏輯等比較難,但那些和農村工作結合緊密的題就比較容易。

  當然,對考試不自信的人也有,開縣鳳凰村的村支書楊宏成就覺得“心里沒底”。

  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參加過正式的考試,他在1988年到1990年間讀了函授大專,后來在村里做過一段時間的初中老師,從2002年1月開始任村黨支部書記。

  擺脫不可預見的明天,是很多村官的共同想法。在他們的眼里,公務員就是國家干部,工資高且穩定,“而村支書在我的理解里就是給農民做事的,瑣碎、操心、工資又低。” 楊宏成說。

  他心里很著急,因為到現在他還沒有開始復習,“事情太多了,村里在進行殯改和公路整治,考試題一點都沒看。”

  被放寬的標準和現實

  按《簡章》規定,這次對基層干部放寬招錄標準,是“為大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努力建設高素質的基層黨政干部隊伍,進一步完善村(社區)干部激勵機制”。

  楊宏成坦言,他的積極性就是被這個政策提高的,“現在,一些村民也覺得干部比以往有前途了,村干部的競爭會更加激烈。”

  “去年我們到基層調研的時候,基層干部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他們很希望能有機會進入到公務員隊伍。”李淮說,“從另一方面來講,要求公務員有基層工作經驗,也是招錄公務員的方向。以后每兩年,我們都會定向從村(社區)干部中招錄一部分公務員。”

  “村(社區)干部的文憑多是函授、自考、電大,若和大學生一起競爭公務員,很難入圍。在今年初的全市組織工作會議上,市委組織部領導要求對基層干部放寬標準。”

  按照重慶市公開招錄公務員的標準,對報名者的要求是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年齡在35歲以下。這次面向基層干部的考試,年齡放寬到40歲,學歷要求是大專以上,增加了“擔任村(社區)黨委(黨總支、黨支部)書記、村委會(社區居委會)主任三年及以上”一條。

  但即便如此,楊宏成覺得對于基層干部來講,要同時達到這三個條件還是比較困難的。以開縣為例,就可大致估算出符合條件的人數比例。

  開縣人事局公務員管理科的陳大魁介紹,此次開縣共有19人報名參加考試,其中女性一名,大學本科學歷一名,年齡最小的31歲,最大的40歲。

  按照楊宏成的判斷,這樣好的機會,凡是符合這三個條件的人都會嘗試一下,即使不成功也算增加一次經驗。

  開縣共有1080個村,也就是說共有2160位村支書或村干部,除此之外,還有幾十位社區主任。在對基層干部學歷和年齡均有所放寬的情況下,符合報名條件的人尚不滿1%,基層干部群體距離國家公務員群體的距離之遠,可見一斑。

  “太高的官我們做不了,但鄉鎮工作村干部完全可以勝任。有些鄉里的公務員連二十四節氣都不知道,而我們知道農民在想什么,需要什么。”重慶市奉節縣古平鎮大寨村村支書張孝奉頗不服氣地說。

  但是,他說他也沒有想過從鄉鎮再往上升,“現在都講干部要年輕化、知識化,這個我們是達不到的。再說,我們的依托還是在農村,要是沒有關系,又怎么可能升官呢。”

  給農民更平等的舞臺

  事實上,從基層干部中招錄公務員,重慶市并不是全國首例。還有一些地方也在嘗試著為村官拓寬“仕途”。

  2002年11月份,江蘇省射陽縣的部分鄉鎮機關就實施過從農村基層村黨支部書記中公開考錄公務員的工作。

  江蘇省盱眙縣在2005年也開啟了從村支書中選拔公務員的工作,標準比重慶更低:要求年齡在40歲以下,任村支部書記兩年以上,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盱眙縣拿出了四個名額,與重慶市分配到各縣的名額數量大體相當。

  在射陽縣的公開招考中,共拿出了三個鄉鎮機關職位供村支書定向報考,從考錄的情況來看,全縣20個鎮(區)共有31名村支書報名參加了這三個職位的競爭。

  射陽縣當時的參考率為79.5%,縣綜合干部科將其原因分析為:部分村干部認為競爭太激烈,考試無望,所以主動放棄考試。射陽縣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筆試通過率低。全縣參考的31名村支書,僅有三人通過筆試關。

  “這樣的考試,如果錄取的人數比較少,競爭過于激烈,大家都認為自己資格不夠。時間長了,剛開始的積極性就會喪失,考試的激勵作用便會減小,形同虛設了。”北京大學電子政務學院院長楊鳳春分析說。

  “優秀的村干部很多,名額還是太少了。”劉六志認為。

  實行公務員制度10年以來,全國只有5000名農民進入公務員隊伍。而中國社會其他階層,尤其是企業家群體的仕途卻寬得多。

  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一書中,陸學藝等學者認為:自1980年以來,產業工人、商業服務業員工和農民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幾率明顯下降,盡管商業服務業員工仍有一定比例進入此階層,但產業工人和農民則基本上沒有機會成為國家與社會的管理者。而原本處于優勢地位的國家與社會管理者則存在代際繼承的趨勢,龍生龍、鳳生鳳的現象明顯增強。

  “要給農民、農村干部更加公開、透明的政治舞臺,打破他們的身份障礙。事實上,公務員群體內部也是分層的,不同的崗位需要不同的人。村干部做公務員的效果未必就會比學校的畢業生差。”黃衛平說。■

  新中國農民的“當官”通道

  從農民身份直接轉變為國家領導人的,在新中國成立后,只有陳永貴一個人。

  昔日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的陳永貴算是特殊時期的特例。他靠運動起家,積累了政治資源,并為最高領導人所賞識,從太行山里的一個小山溝走到中國政治的心臟中南海,用了49年的時光。

  一段時間里,他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官至國務院副總理,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還是中共晉中地委書記、中共昔陽縣縣委書記,甚至仍掛著個大寨黨支部委員的頭銜。

  今天的中國,從農民到副總理的陳永貴神話已經一去不復返,中國正在實行公務員職業化改革,對公務員的要求越來越高,而擁有“農民”這一身份的群體如何能夠像城里人那樣“當官”,一直是一種奢望。

  1997年,山東省取消農民報考鄉鎮國家公務員的限制之前,持農村戶口的農民,甚至連與同等條件的城里人一起參加公務員考試的資格都沒有。

  2000年,江蘇省取消公務員報考中的戶口性質限制,但是由于農民接受到的文化教育有限,通過統一考試進入公務員階層,對于大多數農民來講依然困難重重。

  五年來,江蘇省共有250名農民通過考試進入縣鄉兩級黨政機關工作,成為國家公務人員,平均每年僅50名,而“這在國內各省份中并不多見”。

  2002年8月,山東省首次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符合條件的農民可報考縣級機關。濟南市國家公務員和機關工作者招考報名工作開始,第一天報名者達3185人,而其中農民考生僅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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