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政府與人民的知情權
來源:美國駐華大使館 更新時間:2012-04-13
 2001年6月,新聞自由問題專家托馬斯·薩斯曼律師在美國圖書館協會2001年年會(2001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上發表演講,闡明為何好政府與人民的知情權是密不可分的,并談論英特網怎樣為處理、傳播和利用政府信息提出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今天上午我很高興來這里,與大家分享我對人民知情權問題的熱情。在“電子政府”時代,獲取政府信息的問題,具有愈來愈重大的意義。

  最近為政府杰出成就理事會(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Government)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表明,公眾期望電子政府能具備這四大好處:(1)使政府對其公民更負追究責任;(2)幫助政府機構更有力和有效地履行使命;(3)帶來更便利的政府服務;(4)更方便民眾獲取政府信息。

  今天我講的重點是獲取信息的問題。出于兩方面的實際原因,我將著重闡述聯邦政府層面的信息獲取問題:首先是個人方面的原因。因為幾乎從一開始,我就參與了—30多年來,我一直在首都探索政府信息問題。其次是更為實際的原因:美國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制造者。或許這是我由此談起的最充分的理由。

  首先,我想強調,為什么我認為,我們大家都應該關心,而且應該非常關心政府信息渠道。它超出傳媒充當監督者的愿望,超出律師代表當事人的利益,超出圖書館員對查詢者提供幫助的需要,也超出歷史學家想更多了解政府運作的愿望。它涉及我們民主的核心。

  民主與知情權

  提倡人民知情權的頭號和最重要的理由,就在我們經常援引的開國元勛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話中:“想要當家作主的民眾必須用知識的力量將自己武裝起來。一個民選政府若無大眾化的信息或無獲此信息的途徑,那就不過是一場鬧劇或一場悲劇的序幕,亦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序幕。”

  順便提提,麥迪遜的朋友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也贊同這一點,盡管相比之下,人們不大經常援引杰斐遜的話:“如果一個國家期望在文明的狀態下保持既愚昧又自由,那么這種指望從未也永遠不會實現的。……如果我們要防止無知,又要保持自由,那么每個美國人的責任就是要博聞廣識。”

  愛好歷史的人一定會記得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杰錈住け舊?(Jeremy Bentham)和約翰·斯圖爾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也認為開誠布公是防止虐政最為重要的手段。其他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根據民主這個概念,一致認同公眾有為作出明智決定了解所需信息的權利。

  兩年前,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牛津 大學(Oxford University)發表了題為《透明度在公眾生活中的作用》(The Role of Transparency in Public Life)的演講。他以這樣的話開場:“在民主社會,有了解、被告知政府在做什么和為什么這樣做的基本權利……隱密暗昧是有腐蝕性的:它與民主的價值準則背道而馳,且損害民主進程。隱密建立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互不信任的基礎之上;同時,它又加深了這種互不信任。”

  我贊同斯蒂格利茨的觀點,提倡開誠布公的最有說服力的論點是“要有意義地參與民主進程就要求參與者知情”。我認為應該強調“有意義”一詞。去年秋天,在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的一項計劃安排下,我訪問了前蘇聯的土庫曼斯坦共和國,介紹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選舉。在那個國家,幾乎每一件事情,尤其與政府有關的事情,公眾應該知道或不應該知道實際上是一個人說了算。在我談及“知情的選民”時,我遭到了一名土庫曼官員的批駁。他問我,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率不到一半,我怎么還能對美國的選舉制度如此引以為榮。他說道,“嗨,在土庫曼斯坦,我們的總統是在有90%以上的合格投票人參加的選舉中當選執政的。”我本可以指出,這些選民的工作、住房、教育、醫療乃至供水,都得仰仗這位競選執政的惟一候選人個人的決策。對這位候選人來說,投票率至關重要,原因是要與治理鄰國的領導人的選舉投票率相比,事關國家的榮譽。我并沒有這樣說。相反,我說我們的選民投票率低,是由兩個互相矛盾的原因造成的:許多美國人呆在家里,是因為他們對什么是利害攸關一清二楚;還有許多美國人呆在家里,確是因為他們對什么是利害攸關一無所知。讓我解釋一下。

 選民投票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數美國人對現狀基本滿意,而不是不滿意。我們個人的福利 — 工作、汽車、房子、休假和電視節目,不大可能隨著誰當選而改觀。我們通過一種制度擁有了這一切,而這個制度不受選舉的影響。我們并不認為任何會危及我們的自由市場或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思想意識已兵臨城下。開明的民主黨人熬過了尼克松(Nixon)和里根(Reagan);保守的共和黨人在克林頓(Clinton)之后生氣勃勃。正是我們的開放制度的力量,使得我們能夠不參加選舉而泰然處之。

  另一方面,太多的美國人對于政府體制和治理國家的人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受憲法第一條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保護的是哪些權利,說不出本地區國會議員的姓名,對政府運作一竅不通。增加公眾獲取政府信息的渠道是否就使他們更知情?可能不會。但是,如果選民知情,他們便更可能去投票,并相信他們那一票會起作用。

  不過,你們可能會說,早在獲取政府信息之前,我們已經有過多次選舉了。一旦我們認同“有意義的參與”,開放的政府確實同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那么相關嗎?絕對有關。讓我說一說主張開放的政府的一些其他理由。

  信息渠道服務于公民利益的第二種方式是幫助政府保持誠實,不愧對選民的參與。我們都記得布蘭代斯大法官(Justice Brandeis)的話,他說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政府影響著我們日常生活的大多數方面。安全的街道與安全的食品、清潔的空氣與平等的機會、學校午餐與醫療保健、經濟指數與天氣預報、科學與技術信息,真是不勝枚舉。信息自由是我們不讓保護者侵犯我們的最好保護,是了解法律得到忠實、公正和有效執行的最佳途徑。在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反對政府腐敗最著名的非政府組織叫做透明國際1(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這名稱不僅僅是象征性的。

  隱密總是與腐敗結伴同行。這就是為何制定公開競選捐款人和院外活動成員情況的法律,因為我們擔心特殊利益集團影響我們的政治和立法進程。同樣的理念也適用于公司管理,要求公告的證券法就是例證。

  第三,開放也有助于政府把政務處理得更好。幾年前在青島,作為美國行政法課程的一部分,我曾努力向中國政府官員的一個學習班解釋信息自由。但是,向這些沒有什么第一條修正案,他們的政府政府和文化以隱密而非公開為基礎的官員,如何證明通過通告和評議來制定規則等美國行政法的基本要求是有道理的呢?我找到了兩個解釋來進行說明。一是如果把規章或政令公諸于眾,并且通過公開程序制定,那些受它們影響的人,便更有可能理解和遵守它們。中國官員贊同這個理由。另一個理由是,如果政府決策時汲取公眾的意見,決策的質量通常會更好。當時在中國推銷這一點有點難。在我們這兒,我想是無可置疑的。

  第四,有一個簡單的事實,至少我認為很簡單,就如同政府的土地和建筑物屬于公眾而被稱作“公有”土地和公共建筑物一樣,政府信息也是公有的。政府信息是由政府官員,為公共目的,用納稅人的錢收集或制作、保留和使用的。既便信息屬于我們,對于公眾獲取政府信息的權利當然可以加以限制,這就如同對我們可以把“自己的”車開多快,或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什么樣的建筑物施加限制一樣。我們必須尊重公眾和政府兩者的利益。我們保護隱私、貿易機密、執法和國家安全情報,就是尊重了這兩者的利益。但是,除非公開信息將造成特定的損害,否則信息必須公開。

  第五,獲取政府信息可以幫助美國人在許多方面改善生活。我們需要了解空氣和水污染、新藥和醫療技術、洪澇和暴風雨,受污肉產品和有缺陷的輪胎。我們有可能利用亞洲旅行的最新咨詢意見、一項聯邦建設項目的整套圖紙、人的染色體組圖。農場主、學生、歷史學家、老年人、退伍軍人、小業主、發明者 — 從政府信息中獲益的公民數不勝數。

  贊成獲取政府信息的第六個原因是出于實用的需要:更多信息意味著更有效地分配資源。這個理由的一個方面與我前述的“消毒”過程有關;政府的腐敗常常對民眾產生不利的經濟影響,而隱密使得腐敗得以大行其道。被經濟學家視為真理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對生產和銷售決策產生影響。這不僅適用于政府決策以及公眾影響決策的能力,也適用于商業決策。通過幫助經濟行為者作出更明智的決定,從而使市場適當運作,政府信息起了基本的作用。

  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的《信息社會公共部門信息綠皮書》(Green Paper on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精辟地闡述了這一點:“政府公共部門信息在國內市場的適當運作,以及在使貨物、服務和人的自由流通方面起著基本作用。如果沒有容易使用的、隨時可以獲得的行政、立法、金融及其他公共信息,經濟行為者就無法作出充分知情的決定。”

  譴責政府隱密、主張政府公開信息還有其他理由。不過,我想先談一談我演講題目中的“好的”,然后談“壞的”,最后再討論“丑的”。

  現在談談“好的”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我會晤了來自日本、印度、中國和墨西哥的官員和學者,我們談論到當代民主之本 — 我們的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他們對使這個法規威力如此強大的三個主要特點感到驚訝。

  其一,該法規作出推斷,所有的政府檔案向公眾開放。只有那些信息自由法案或其他法規明確免于公開的檔案不在此列。想想這個推斷的力量吧!不管公開信息會令一個機構感到多么尷尬或不便,這個機構也不能對公眾隱瞞信息,除非是國會曾預先規定該信息應該保密,出于已包含在法規中的某種公共政策的原因,以及某種與尷尬或不便無關的原因。

  第二,沒有必要說明個人要求提供信息的原因。好奇的退休者、歷史學家、嚴肅的記者、不明飛行物的熱衷者、環境保護者,乃至被監禁的重罪犯和外國政府官員,以及進行研究的圖書管員,他們都享有求助這項偉大法律的力量的同等權利。

  第三,可以強制實施公眾的知情權。任何一個要求獲取信息而得不到滿足的人,可以請求終身任職的聯邦地方法院法官行使強制權力,責令聯邦官員公布被錯誤扣壓的信息。

  我可以為這項法規所賦的權力作證。我曾經代表當事人為了各種各樣的目的利用信息自由法,取得政府合同信息、法規實施資料、保健與安全報告,甚至中央情報局(CIA)的歷史材料。今年年初,我代表俄勒岡州(Oregon)兩名州參議員,向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提起訴訟,要求得到2000年人口普查后的修訂數據。我還為了個人目的利用信息自由法:該法使我找到了我父親早年在司法部(Justice Department)供職的惟一的信息來源。在我還很小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

  為什么我要為信息自由法多費口舌呢?我告訴你們為什么。如果你記不得我說過別的什么話,就請記住一點:我們不能認為信息自由和公眾知情權的概念是理所當然的。它們并沒有載入我們的憲法。相對說來它們是這個國家近年來出現的新事物。許多國家,甚至世界上許多其他的民主政體,并不表贊同。

  我們都知道,取消種族隔離和婦女平等權利是現代的理念,是在座各位中的大多數出生之后才成為我們法治的組成部分的。同樣,雖說我們的政府資料定點圖書館方案有100多年的歷史了,但是,從現代意義上講,人民獲取政府信息的權利還是個年青的概念,是一個我們必須保持警惕,以防它受到侵蝕或破壞的概念。

  征程漫漫

  信息自由法已有35年歷史,在它制定前,我們當然也能獲得政府信息—不過那是政府想要我們知道的信息。的確,有許多方面的出版物送到政府資料定點圖書館,包括政府官員提供的卷軼浩繁的新聞稿、報告和聲明,以及可以通過《聯邦記事》(Federal Register),或在公共閱覽室里得到洋洋大觀的規定、裁決理由、命令和手冊。即便如此,我們取得的信息仍限于政府想要我們知道的那一部分。而如今,政府信息簡直是任取所需。

  21世紀伊始,回顧一下我們在獲取政府信息的道路上走過的漫長歲月是有益的。讓我強調一下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些進展:你們也許可以料到,技術一直是推動力,但是,有些方面的進步跟電子政府的概念毫無關系。在談技術之前,我想先談談這些進步。

  人力資源

  自1967年以來,影響著獲取政府信息的最重大非技術性方面的進展是各級政府的信息專業人員的發展。在FOIA和保護隱私權法(Privacy Acts)使政府的檔案可以公開后,檔案管理人員開始得到財政支持,他們工作的專業性也得到認可。各機構的公共事務官員不再只是政治宣傳員,他們成為政府法律公開化的主要執行人以及傳媒和公共信息有關時事新聞的重要來源。美國信息存取專業人員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Access Professionals)甚至為參與信息存取的最低級別的政府公務員提供專業資格認定、培訓以及同行交流的機會。我強調人的因素,正如各位圖書館員所知道的,是因為即使是在電子政府的時代,要幫助公眾獲得信息,人的因素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過去15年里我們目睹了技術取得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進展,正是考慮到這一點,而不是忽視這一點,人的因素或許在某些方面顯得更加重要。靠微芯片的運算能力滋養的這些技術進展,隨著個人計算機的利用而普及,并隨著因特網和萬維網(World Wide Web)的觸角到處伸展。盡管我們離無紙介的社會還很遠,但毫無疑問,紙介資料和有形文獻正在迅速地讓位給電子圖像、聯機數據庫和全球互聯。

  技術

  正如我今天講話題目中“電子政府”所表示的,技術進步已成為改變我們獲取信息方式的關鍵。許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利用電子手段獲取政府信息是多么新近才有的現象。僅僅6年前,在1995年的電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Amendments)出臺之前,取得政府信息的活動如果不是處于黑暗時代,至少仍是在懵懵懂懂地進行的。大多數政府機構并不認為FOIA規定他們必須提供進入政府數據庫的渠道、滿足用戶對信息格式的選擇,及編制程序以利檢索所需資料。

  電子信息自由法(E-FOIA)改變了所有這一切,就如同政府印刷局電子資訊促進法案(GPO Access Bill)改變了公眾取得《國會檔案》(Congressional Record)、《聯邦記事》和政府其他基本資料的方式一樣。但是,上述兩個法案都是以傳統的“你們祈求,就給你們2”的模式。因此,政府的信息政策和做法跟不上技術進步不足為奇。

  不管怎么說,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贊同“好的”方面:人力資源改善了,信息技術變得效率高、省時、便捷,甚至饒有趣味了。這不是明確地意味著我們有更多的機會,獲取更多的政府信息嗎?那么,還存在什么問題呢?好吧,下面讓我談談“壞的”消息吧!

 “壞的”

  現在,我來談談我所認為的對于最充分地實現人民知情權的最嚴重的挑戰。也許用“壞的”一詞有點太強烈。有些“壞的”因素有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其他的則較難處理。總之,如果我們指望在新千年里利用技術作為公民取得電子政府信息的有效手段,我們就必須做好準備,去了解、論爭,并最終應對這些挑戰。

  1. 政府保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

  我想首先談談去年死里逃生躲過的一項法案,它對政府開放原則有致命一擊的危險。我指的是國會制定的政府保密法,即情報授權法案(Intelligence Authorization Bill)的一部分。克林頓總統的軍事和情報機構都強烈地敦促他簽署這項法案。如果總統這樣做了,我們就會開倒車,使獲取政府信息的情形倒退到外僑法(Alien Act)和鎮壓叛亂法(Sedition Act)的那個時代。這項提案會使公布機密信息成為觸犯聯邦法律的罪行。當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和參議員邁克·格拉韋爾(Mike Gravel)把政府高度機密的卻是赤裸裸坦白的對越南戰爭的評估材料公諸于眾,尼克松政府胡攪蠻纏逼著要判他們有罪,但遭到最高法院的拒絕。今年,當我們慶賀最高法院對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和相關案件裁決30周年時,真要感謝我們的幸運之星,因為總統勇敢地否決了那項有害的法案,盡管他當時忙著準許赦免、簽署休會期任命以及宣布文物建筑保護等事宜。不過,我們片刻也不要認為,這種事情不會卷土重來了。

  2. 數字鴻溝

  數字鴻溝雖不如前者一目了然,但同樣是個挑戰。我們大家從小到大一直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國家的政府是像林肯(Lincoln)總統所說的,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這是否意味著電子政府,僅是為那些有計算機接入因特網的人而民有、民治和民享嗎?如果只有聯機上網才可以獲取政府信息,那么電子政府無疑有可能是如此。不過要記住:三個美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以上的人不使用因特網。全國將近50%的家庭沒有計算機。少數族裔、鄉村居民、老年人和殘疾人,往往處于數字鴻溝的另一端。聯邦政府向學校和圖書館提供的普遍服務(Universal Service)的計劃,是跨越大家都了解的這道鴻溝的重要橋梁。不過,甚至這項方案也未得到充分的資金,還經常面臨削減經費的危險。我們必須使這項計劃健康發展,而且還必須開展其他的活動。

  3. 資金不足

  國會的許多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許多人也同樣認為,應該削減傳播和管理信息的經費,因為我們把更多的政府資料搬到了網上。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削減了向全國技術信息服務局(National Technological Service)和文獻管理局(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提供的經費。這是個大錯誤!實際上,在由一種媒介轉向另一種媒介的過渡時期,應該料到機構的費用會增加。電信、計算機、軟件和印刷設備的費用等等是可以由政府轉嫁給使用者,但不能純粹把這當作為公眾省錢的辦法。簡而言之,至少就目前而言,必須增加,而不是削減電子政府的資金。

  4. 利潤動機

  雖然我在談論費用,但是我贊同全國圖書館和信息科學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NCLIS)最近一份報告中得出的主要結論:向公眾提供政府信息應該成為每個政府機構使命的一部分,并應該當作使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提供資金。向用戶收取使用費,無異于斷絕公眾獲取信息的渠道。為籌資或省錢而使政府信息“私有化”同樣是個壞主意。政府靠出售司法裁決理由或房地產轉讓記錄而贏利的企圖辜負了公眾的信任,從長遠看,還將對公眾知情權概念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害。如同中小學教育,政府檔案是,而且一直應該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我們用納稅人的錢支付編寫政府信息的費用,就不該為使用這些信息而再次付錢了。

 5. 公共信息渠道的喪失

  兩三年前,《紐約人》(New Yorker)雜志刊載的一篇關于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的文章直言不諱地指出,“雖說過去的20世紀無疑記錄下比歷史上任何其他時代都更多的資料,但是,也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丟失了比先前任何時代都更多的信息。”在遙遠的過去,火災和紙張老化曾對存儲信息構成了最嚴重的威脅,但技術帶來了新的災難。計算機技術本身就存在問題,它的半衰期大約是3至5年。其次是媒介的問題。磁帶是壽命極短的媒介,它會拉長、脆化或斷裂,更不用說磁化后內容瞬間即逝了。光盤的壽命可長達100年,但同Beta錄像帶和8音軌磁帶一樣,在不到5年的時間里,也可能沒有設備讀它們了。此外,我們甚至還沒有開始體驗檔案管理員遭遇的最可怕的惡夢 — 加密。我們不僅必須保存打開每一種媒介的方法,還必須保存解密的關鍵碼,以便將來可以讀取信息。

  令人遺憾的是,有些無法替代的政府資料已全部無法獲取了。隨時發布在政府機構網站的一些公共信息在數日或數周內就消失了。我們當中多少人沒有經歷過為尋找一份政府文件,鍵入網址后,進入死胡同?如果我們沒有保存打印件,公眾就失去那些信息了。因此,保存和可檢索必須成為我們使用因特網和其他電子傳介來傳播政府信息的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

  “丑的”
  現在我來談談最后一部分內容 —“丑的”。這里我要論述一下會削弱開放型政府根基的那些緊張的矛盾對立和相互競爭的利害關系。

  1. 隱私

  公眾愈來愈致力于保護個人的隱私。但是,由于因特網的出現,愈來愈多的美國人有了隱私愈發容易受到損害的親身經歷。最高法院拒絕記者委員會(Reporters' Committee)獲取電腦上的警方摘要資料,盡管那些資料在地方一級垂手可得,原因是法院要維護借助紙介檔案“實際上含糊不清”的信息來維持對隱私的保護。在信息數字化后,這種保護就不存在了。當各州向公眾提供駕駛執照、房地產檔案、地方法院訴訟記錄等這些傳統的“公共”檔案的電子文本時,都面臨著公眾前所未有的強烈反對。

  雖說新聞自由是我國的一大傳統,但美國報紙編輯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最近進行的一次調查發現,“新出現的技術令美國人感到不安,使他們對于個人隱私愈來愈表示擔心。”他們為此誠惶誠恐,以致“愿給新聞媒介戴上手銬,如果這是為加強保護個人隱私而必須付出的代價”。要求政府常備不懈保護個人在因特網時代的隱私的呼聲再響亮不過了。但是,同樣強烈的呼聲是別因為隱私而使信息自由成為信息高速公路上的犧牲品。

  2. 公眾參與

  中國官員可能不了解公眾參與政府決策的價值,但我們了解。一些政府機構在制定規則和開展其他活動時樂于使用網絡。然而,到現在為止,這一領域的大部分尚未得到開發利用。一些聯邦機構仍不允許在網上對規則制定發表意見,大多數機構沒有文件摘要電子閱覽室。我想不出這些機構不這樣做的正當理由。通過公告和評論來制定規則,同新聞自由一樣,必須同屬電子政府的一部分。這同樣也適用于國會山(Capitol Hill)和州議會。今年春天早些時候,我聽到一名前國會議員貶低往國會各辦公室發送電子郵件的重要意義,原因是“發它們太容易了”。多么惡意的看法!在因特網時代,我們的目的應該是便于,而不是妨礙公眾參與我國立法人員的活動。

 3. 信息資料質量

  政府機構利用電子傳播信息無疑使個人能夠作出更明智的選擇 — 如購買更安全、能效更高的產品、在更安全的場所工作,或在更清潔的住宅區居住。通過發布商業行為的信息,各政府機構能夠鼓勵商家采取對社會更負責任的行為,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采取的做法,例如有害氣體排放單位清單(Toxic Release Inventory),也許最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到現在為止,這一領域仍然缺乏保證使政府機構承擔追究責任的傳統正當保護程序。如果信息使政府機構更有權力,而因特網又擴大了這種權力,那么,運用公開信息作為管制手段的政府機構,就必須像政府傳統的指揮和管制功能一樣受同樣的制約。

  如果今天上午剩下的時間都歸我的話,我還有其他問題可談。但我現在要說最后一種“丑陋”來收尾了—信息超載。這可能是大多數圖書館員,事實上是大多數從事信息管理工作的人要超額工作的原因。

  4. 信息過多

  兩年前,《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信息過多的時代》(The Too-Much Information Age)。文章詳述了這個時代對政府和公民同樣的挑戰,怎樣尋找和管理我們已經能夠獲得的信息:那些與日俱增的書籍、期刊、光盤、電影,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網站。正如今年年初,NCLIS的《全面評估公共信息傳播》(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一文所述,美國當前的信息傳播形勢并不美妙:政府信息支離破碎,散沙一盤,各自為陣,且雜亂無章。

  今年初春時,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向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光彩的例證。該局發現它未向蒂莫西·麥克維3(Timothy McVeigh)的律師移交法院命令它披露的數千份文件。三個星期之后,又發現另有9百份文件被錯誤地扣壓,未移交給被告方。全世界實力最雄厚的執法機構親歷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窘況,原因是它未能及時地提供重要的信息。后來,梅切法官(Judge Maiche)裁決,未及時地披露這些文件不影響判定麥克維有罪,也不阻止對他執行死刑。然而,我們有多大的信心,敢說這類未能提供和披露有關文件的情況以前沒有發生過。我們敢肯定這種情況不影響其他案例的裁決嗎?

  5月26日,一位讀者投書《華盛頓郵報》,所提出的問題被密蘇里新聞學院(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評為“年度的大問題”。信中問道:如果說在俄克拉何馬城爆炸案中,聯邦調查局的56個辦公室中的46個辦公室,至少16次沒有完全按照聯邦調查局總部正式要求提供材料,那么,依信息自由法和保護隱私權法向聯邦調查局索要他們有權得到的檔案材的個人,又可能有什么結果呢?

  鑒于我們在努力使電子政府擺脫比較消極被動利用信息的概念,并努力實現“傳播”政府信息的更有活力的原則,我們面對的挑戰將會更多。對庫存編目、定位檢索、更高程度的標準化和權威信息管理人員的需求也是如此。

  現在致力于在因特網時代加強獲取政府信息的圖書館界,帶領著我們大家面對最重大的挑戰:歸根結底,最重大的信息,不管其內容或格式如何,如果無法檢索、無法提取、無法證實和無法利用,這樣的信息就毫無價值。解決辦法或許部分在“人力資源方面”—向圖書館管員和檔案管理人員提供培訓、資金和授權,使他們在因特網時代更有效率地工作。或如最近《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的,解決辦法亦或在技術方面,在“語義網”(Semantic Web)的開發中。這是一種仍處于萌芽狀態的技術,也就是計算機利用“智力模擬”技術進行自動推理。回應挑戰的答案很可能在上述兩個方面。

  我們決不可能完全應付得了挑戰,也不可能完全和緩影響我們獲取電子政府信息的矛盾。但是,在我們竭力而為時,我們不能視人民的知情權為天經地義。我們一定要保持警惕,捍衛這項年輕而且有時是脆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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