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信用社改革理論與實踐研討會發言摘要
來源:金融時報 更新時間:2012-04-15
記者 劉煥欽

    中國銀監會副主席李偉強調,兩年來的改革實踐,農信社在提高自我發展能力、經營管理能力、抗御風險能力、支農服務能力、市場競爭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效果。這些成果來之不易,追根求源,一是得益于改革方案設計的科學、有效,將一個積極性轉變為了多個積極性。二是得益于在改革方案設計和試點過程中,注重因地制宜、分類指導。三是得益于地方黨委、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積極支持,為改革試點工作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四是得益于在操作過程中,注重將長遠目標分解成若干階段性目標,有計劃、分步驟地推進,確保了改革工作有序和有效進行。五是得益于人民銀行、財政部、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的協調配合,保障了改革工作進展順利。
  中國銀監會合作部副主任李均鋒認為,改革實現了理論上的創新和實踐中的大膽探索。
  人民銀行研究所原所長秦池江認為,農信社改革,這幾年來有了實質性進展,受到各方面的好評,值得充分肯定。國家運用中央銀行票據、財政減征營業稅、免交所得稅、擴大風險撥備等政策,為農信社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財力支持。在這兩年中,農信社的活力體現出來了,出現了政府、農民和員工滿意的新局面。
  山東省聯社理事長宋文王認為,改革給山東省農信社帶來了巨大的活力和前所未有的發展速度。從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全省農信社新增存款800多億元,貸款600多億元,占同期全省金融機構新增額的20%以上,支農貸款占全省金融機構總額的96%以上,經濟效益、資產質量、管理水平、社會信譽等都有了明顯提高。改革的成效可以概括為"三個從來沒有",即農信社從來沒有今天這樣的發展局面,從來沒有今天這樣的社會地位,廣大員工從來沒有今天這樣的精神狀態。更重要的是,省級聯社的成立,聚集了一大批有較高水平的經營管理和專業人才,而以往任何時候都沒有這樣的大批人才聚集到農信社高管隊伍中來。
  國務院研究室農村司巡視員郭瑋認為,我國農信社改革主要的目標是,加強對"三農"的服務。從最近兩年的改革實踐看,農信社改革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一是服務功能加強,對"三農"服務的范圍擴大,貸款規模大幅增加。二是服務質量提高,增加了對最需要扶持的產業的扶持,農業貸款增加較多;增加了對最需要扶持的群體的扶持,直接對農戶的貸款增加較多。三是服務機制轉換,股權結構改善,治理結構更加合理,信用社貸款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在改革中加強了對"三農"的服務,這是十分不易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博士高偉認為,檢驗一項改革、一種試驗的成功與否,要在可以比較狀態下進行,這樣才能客觀。如果剔除各種優惠、各項扶持,我國農信社改革的成績是多少?這次農信社改革取得的成績,是農信社自身努力的結果,更是政府各部門齊心協力推動的結果。
  天津農村合作銀行董事長齊逢昌認為,這輪改革成效是顯著的,是實事求是的產物,是信合人在這么多年不斷摸索的基礎上,國務院結合中國國情制定的這個方案,而且推行的效果也是好的。
  正如李偉所指出,改革使農信社"三位一體"的管理體制框架初步確立,管理優勢和效果逐步顯現;產權制度改革穩步推進,激活了農信社經營發展的潛力;國家扶持政策逐步落實,歷史包袱得到部分化解;經營狀況明顯改善,整體抗風險能力明顯增強;支農力度進一步加大,支農服務水平明顯提高。
  與會專家、學者也紛紛認為,農信社應抓住機遇深化改革,加快發展。

    組建省聯社 歷史性的探索
  記者 方華

    自兩年前正式啟動農信社改革試點之后,有關省聯社的組建方案,各方爭論不絕于耳,一種質疑的聲音認為,農信社是否需要行業管理?一種最尖銳的批評認為,此舉無疑將造成新的“地方政府干預”。在這次討論中,李偉副主席并沒有回避這個問題,發表了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同時也希望參會的專家學者積極發表意見。
  李偉表示,把管理責任交給地方政府,這是一項歷史性的探索,首先考慮到信用社的定位,作為社區性的農村金融機構,一個關系八九億農民利益的行業不能沒有管理,為有效落實對公眾承擔的社會責任,省聯社要履行對農信社的管理、指導、協調、服務職能。其次是考慮到金融風險意識的增強,地方政府能夠在農信社增資擴股、打擊逃廢債和清收不良貸款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變一個積極性為多個積極性。當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或市場經濟主體;農信社有其自我管理的權力和必要,但是,在市場經濟大環境逐步走向成熟的過渡時期,在農信社“四自”能力還較弱的現狀下,這是符合我國目前實際和認知水平下的最好選擇。
  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博士徐忠認為,正因為全國各試點省份基本上都采用省級聯社的管理模式,還沒有其他模式可供選擇和比較,所以還不能確定這就是最好的模式。目前在不發達地區,這一管理體制有一定作用,但在發達地區未必合適,如發達地區更強調創新問題,而不發達地區更強調規范問題,不應該都只采用這一種形式。而且,資金集中使用將可能產生更大風險,并且是否與服務“三農”的方向相違背,也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江西省聯社理事長肖四如認為,從江西省農信社深化改革試點的實踐過程來看,行業管理已經不是一個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加強管理、必須規范管理,必須有效管理的問題。從信用社發展現狀來看,影響改革和發展的最大難題在于管理基礎的薄弱,在近期和今后一段很長時期內,必須依靠加強行業管理,才能把握方向、管控風險和實現有效激勵和約束。
  李均鋒認為,這一管理體制的改革方案,既把管理責任讓渡給省級政府,同時又設置了一道“防火墻”,對政府在金融機構的管理和控制上設計了制度安排,一是省級政府管理要通過省聯社這一平臺;二是省政府不能把管理權層層下放給地市政府和縣市政府;三是省聯社的管理主要是通過制度管理,避免行政管理。這些措施解決了農信社作為公共金融企業光靠產權約束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其外部管理除了監管以外,還有一個外部的政府管理,為使政府管理更有效,同時設置了許多道“防火墻”,不干預金融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對于大家關心的走向問題,是否會長期保持省聯社的管理模式還有待探索,一種走向是繼續保持省級管理服務型的職能;另一種是,從管理服務型機構向經營管理型機構轉變,如天津農村合作銀行;還有一種,像北京、上海市選擇經營型的一級法人商業銀行形式。總之,需要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加以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何林祥認為,要推動農信社這場歷史性的變革,加強國家調控和省級政府的責任是完全必要的,但從改革的長遠建設出發,必須借鑒國際慣例強化對農信社的行業自律管理,這是政府部門不能替代的。要把信用社自律性管理放在首位,在組建縣級合作銀行或聯社實行統一法人管理時,相對集中管理權限是必要的,但要處理好集權與分權的關系,使基層信用社在改革發展中處于主動地位。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何廣文則提出了“兩個婆婆”的觀點,省聯社組建之后,農信社無疑多出了一個“婆婆”,各省市一致選擇省級聯社的管理模式,是地方政府出于控制金融資源的目的,這容易導致“政府病”的產生;此外,作為一種示范效應,率先改革的地區會影響到后來者,基層社法人地位被取消以后基層聯社的主要權力均歸了省聯社,這將帶來對經營管理者的激勵減退的損失。
  秦池江認為,單一的農信社,在資金調度、服務范圍、風險管理、資源組合開發方面,確實存在一定局限性。建立聯社之后,有利于發揮整體優勢。但聯社對基層社來說,應當以服務為中心,并講求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要防止收權和干預過多。如貸款授權、貸款審批、費用開支、人員配備,等等,不能收權過多,防止重走國有大銀行的老路。對聯社的服務,也需要由監管機構和基層機構參與進行質量和效率的評定。
  齊逢昌表示,天津市采取了比較特殊的兩級法人模式,市一級合作銀行,另外保留了12個區縣獨立的法人地位,部分地區仍然按照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采取信用聯社的形式,現在已經確定下來成立的6家合作銀行,也不排除其重新選擇聯社模式的可能。
  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焦瑾璞認為,如何發揮省聯社的協調指導作用,同時又不干預法人社的獨立經營,是一個急待解決的課題。
  浙江鄞州農村合作銀行行長陳耀芳向與會者提出疑問,目前在農信社的管理與責任問題上,省政府管理與省聯社管理這兩個概念是否一致,省政府管理與行業管理能否合二為一,省級聯社的領導責任與法律責任區別何在。
  最后,李偉強調,在農信社省級管理組織模式的選擇上,全國并沒有統一要求,而是尊重各地自己的選擇。實際的結果是,絕大多數省(區、市)都選擇了省級聯社的模式,但認識還不是很統一,目前還沒有提供出一個十分理想、普遍適用的模式,如果有更好的方式提出來,得到認同,也可以采納。目前在新的管理體制框架下,一要考慮如何妥善處理好省級政府、省級聯社、銀行監管機構以及基層農信社之間的關系,確保改革達到預期效果;二是在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時,如何避免地方政府對農信社的行政干預,需要在制度上進一步安排;三是如何建立對省級聯社的評價和考核體系,約束省級聯社的履職行為,也需要盡快出臺具體辦法。毫無疑問,完善管理體制改革仍是下一步深化農信社改革的重要任務。  
  
  實現可持續發展 真正支持“三農”
  記者 劉煥欽

    信用社服務對象是規模小、分散經營的農戶,貸款數額小,經營成本高,要搞好對“三農”的服務,應有相關配套措施跟進。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農信社增強了支農資金實力,加大了支農力度,這是與會專家學者的共識。
  李偉列舉出這樣一組數據,截至今年6月末,全國農信社農業貸款余額為10299億元,比2002年末增加4720億元,增長84.60%,占貸款總額的46.9%。其中,農戶貸款8239億元,占農業貸款的80%,比2002年末增加4002億元,增長94.5%。農戶貸款中,小額農戶信用貸款1767億元,比2002年末增加1034億元,增長140%;聯保貸款968億元,比2002年末增加715億元,增長336%。銀監會及各省級聯社加強了對農信社的信貸投向的引導和監督,進一步加大小額農戶信用貸款和聯保貸款投放;農信社支農力度進一步加大,支農服務水平明顯提高。
  何林祥認為,目前農村金融增加對“三農”的資金投入,農信社已經成為主要渠道,農戶貸款的80%以上靠農信社,發展農村新型合作經濟、支持“三農”發展寄希望于農信社的改革。持同樣認識的還有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虎林。
  宋文王介紹說:山東省聯社成立以來,明確面向“三農”的市場定位,加大了支農力度,農民收入迅速增加,農村市場得到鞏固。實踐證明,無論什么時候,農信社都應堅持以服務“三農”為根本出發點。下一步山東省聯社將緊密結合“三農”的需要,不斷拓展服務領域,完善服務手段,改進服務方式,增強核心競爭力,進一步鞏固在農村金融市場的主體地位。
  浙江的陳耀芳也說,多年來,鄞州銀行對區域內“三農”的信貸資金投入一直保持著較大的力度,改制以后支農貸款投放更是有增無減,扶持“三農”更加有力。
  浙江杭州聯合農村合作銀行董事長張晨說,他們在市場定位問題上除了堅持服務“三農”基本方向不動搖外,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農戶金融服務需求、以及同業市場競爭態勢,進一步明確了“立足當地支持‘三農’、服務社區”的市場定位。
  何林祥認為,當前,要注意防止少數發達地區熱衷于搞股份制商業銀行,以致從體制上取消農信社,使社區為“三農”服務出現真空的傾向。事實上,經濟越發達,越需要社區性服務的存在,只不過是服務范圍由小農業變為大農業了。即使已實行了股份制改造的機構,也要根據當地農村產業結構狀況,確定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支農。近期政協經濟委作了一些調研,總體上看農信社改革試點注意了這一原則,不存在全局上的問題。根據吉林農調隊的調查,農民融資的一半左右仍然靠民間自由借貸。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宏觀調控問題、金融改革問題,也有融資觀念的問題。從農信社角度看,注意轉換機制、主動控制風險是主流,但也要注意改革中不偏離為“三農”服務的經營方向。建議把堅持服務“三農”的經營方向作為檢驗農信社改革成敗與否的重要標準。
  圍繞支持“三農”與會代表有一個共識,信用社經營成本很高,風險很大,需要配套措施,來幫助其降低經營成本和風險,如農業保險,降低營業稅等等。
  對于農信社支持“三農”問題,專家學者也有另外一種認識。
  湖南大學地方金融研究所所長湯燙認為,農信社要把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分開,不宜“一刀切”地強調一切為“三農”讓路,農信社應千方百計發展自己,發展了自己才能談得上支持“三農”。
  郭瑋強調,研究信用社服務“三農”的政策性機制,必須看到信用社服務對象是規模小、分散經營的農戶,貸款數額小,經營成本高,要搞好對“三農”的服務,必須研究信用社服務“三農”的政策性機制,這種機制不是解決一時的發展困難,而是要能夠促使信用社長期服務“三農”。這方面主要發達國家對農信社實行免稅政策以及進行貸款貼息的做法值得借鑒。
  財政部稅政司博士殷麗海認為,農信社的市場化改革和商業化經營與服務“三農”有一定的沖突,應處理好農信社市場化改革與服務“三農”關系,不應簡單地把農信社與服務“三農”等同起來,對農信社改革更應強調其自身的主體地位和市場化運作。
  秦池江談了自己的看法,以服務“三農”為目標,農信社支持“三農”是一種歷史的重任,不是一代人幾代人的事情。支持“三農”是全社會的任務,當然不能靠農信社一家。但農信社在為“三農”服務中,可以發揮一個平臺的作用,支持農信社的發展,也是支持“三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徐忠則認為,支持農信社改革和支持“三農”不是一回事,怎么支持“三農”,這不是金融機構的義務,是政府財政的責任。
  齊逢昌對此也有同感,他認為,支農不支農是國家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事,嚴格說信用社沒有多大關系,但是,農民是弱勢群體,有道義扶持他們、服務他們,農信社擔負著支農任務,而且自己還要搞生存,這需要三兩年休養生息的環境。
  爭論歸爭論,正如銀監會副主席李偉所說,我們就是要聽到不同的聲音。
  與會代表認為,從今后的發展趨勢看,農信社的基本任務仍會是服務“三農”,這是我國金融體系合理配置的必然,也是農信社發展的優勢所在。因此,信用社必須堅定為“三農”服務的目標。
  秦池江強調,傳統的信貸服務方式,不足以滿足日益變化的需要。尤其是金融服務與產業政策、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市場必須結合起來,對“三農”提供多角度、多層次的服務,信用社只辦存款和放款業務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適時開發多種服務功能,是信用社生存和發展的客觀要求。
  最后,湯燙呼吁:重視農村資金外流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信社的資金不足,支持“三農”就會受影響。

  政策扶持是否要延續
  記者 方華

    短短兩年時間,農信社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即來自財政部、央行和地方政府多個渠道的“輸血”措施,僅央行票據置換額度就有1688億元,足以見政府“花錢買機制”的決心,但這僅僅只能置換掉農信社一半的歷史包袱。如此巨額的改革成本,政策優惠在所難免,但與此同時,優惠政策是否應該延續的問題又引發出種種爭議。
  李偉指出,資金扶持政策是這次農信社改革制度設計中的一種正向經濟激勵機制,截至目前,共計發行專項票據985億元,占全國核定票據總額的59%。同時,對中西部地區管理水平較高、資產質量較好的616家農信社增加資金扶持33.22億元,并將在以后季度的專項票據發行工作中逐步落實。這一扶持政策要求與農信社自身努力掛鉤,從試點情況看,這一系列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和央行資金扶持政策保障了改革試點工作的順利推進。對國定貧困縣和省定貧困縣的農信社,建議在脫貧之前,營業稅全部免征(目前,全國共有592個國定貧困縣,300個省定貧困縣);對國定貧困縣和省定貧困縣,建議增加支農專項再貸款額度;建議采取措施將部分郵儲資金通過農信社返還農村使用。
  山東農業大學教授王家傳認為,國家對農信社的扶持政策要根據地區情況延長幾年,尤其是中西部地區,以便使這些地區的農信社能夠依靠自身力量消化部分歷史包袱,進一步增強支農實力。
  殷麗海認為,對農信社改革初期的特殊情況,國家給予政策扶持是必要的,但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農信社改革中培育自身機制與國家適度政策扶持的關系,國家政策扶持要適度,不宜將其長期化和固化。因為過度的政策扶持,不利于農信社經營機制的轉換、管理水平的提升和業務的創新,容易使其產生依賴性,也不利于稅制公平,更不利于競爭、有序、公平、規范的統一農村金融市場的形成。因此,農信社改革要抓緊時間練好內功,狠抓機制培育,強化內部管理,培育人才,加強業務創新。至于對農信社進一步改革的后續政策問題,應首先在對現行扶持政策進行認真評估總結的基礎上,再決定下一步怎么辦。
  國家稅務總局所得稅司處長何道成認為,改革試點兩年來,還有一些問題懸而未決,首先是央行票據兌現以后如何處置的問題,如需不需要提前扣除稅收,資產到底歸到哪一類;其次,改革過程中,地方政府給予的利息補貼還需不需要征稅;再者,從改革角度看,政策優惠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長期不征稅,很容易掩蓋經營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哪怕是減半征收,優惠時間長一點,也比全免掉好一些。現在看來,改革效果不錯,但國家扶持政策一旦終止,信用社真正的機制能否建立起來,這是關鍵。
  天津農村合作銀行董事長齊逢昌認為,不能總按現代化的銀行標準和理想的市場標準來看待農村類銀行,中央資金扶持的確解決了很大問題,起碼在這一兩年農信社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對政策扶持也不能割裂歷史來看,看起來給一些金融機構減免稅,一些金融機構沒有減免稅,好象不平等,如果一視同仁,實際是用所謂的平等來掩蓋事實上的不平等。對信用社來說,國家的補貼是需要的,只不過現在還需在補貼方式、渠道和期限上加以研究。
  李均鋒表示,在政策扶持上,農信社與國有商業銀行不同,采取的是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兩者結合的原則,也叫"胡蘿卜加大棒",央行在票據發行和兌付的時候,設置了門檻,這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不太一樣,農信社必須通過自己努力達到一定條件。
  的確,政策扶持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階段性的安排,一方面考慮到農信社改革成本的巨額支出,另一方面又考慮到其肩負的支農任務,其最終目的還是讓農信社成長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和市場經濟主體,扶上路以后,看的還是花錢買來的機制能否持續向好地運轉了。

  實現目標 長短結合
  記者 劉煥欽

    從第一批試點8省(市)的經驗來看;在深化農信社改革過程中,重視和正確把握改革階段性目標與長遠目標的關系,對搞好整體改革工作,非常必要。
  李偉指出,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轉換經營機制是深化農信社改革的長遠目標,深化農信社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這就決定了農信社改革目標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個循序漸進、逐步到位的過程。
  這是因為,農信社改革的長遠目標,是通過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的改革,以及國家政策支持,使農信社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成為產權明晰、治理完善、內控嚴密、機制靈活、財務良好、資本充足、可持續發展的現代金融企業。
  在農信社改革中,建立省級管理組織、落實國家扶持政策、完善產權結構形式、建立不同的產權組織形式等,都只是農信社改革的階段性目標,通過一定階段的努力就可以實現的。
  只有這樣,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就能避免和克服急躁情緒,扎扎實實做好每一階段的工作,同時對改革有一個合理預期,循序漸進地推動改革目標的實現。
  何林祥認為,處理好階段性目標和長期目標的關系,在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改革中應從這一實際出發,始終注意引導好、保護好、調動好基層社的積極性、主動性。首先,要尊重基層農信社的法人地位,十分慎重地對待取消基層社法人地位問題。凡是辦得好的基層社,能做到"四自",不論在什么樣的地區,都應該允許其繼續辦下去。組建縣級合作銀行、聯社改為統一法人的地方,應充分聽取基層社意見,不應簡單地"一刀切",取消基層社法人地位。
  銀監會浙江監管局副局長楊小蘋介紹說,根據國務院確定的多種組織形式,浙江省從信用社的實際出發,確定了組建合作銀行、縣級統一法人和暫時保留兩級法人信用社等三種組織形式。這三種組織形式的確定,一是考慮了浙江省信用社規模較大、資產質量較好和各地對改革的積極性;二是考慮了信用社發展不平衡和各地的承受能力,有利于平穩操作;三是考慮了改革的階段性與長期目標的結合,為今后的改革提供進一步深化的空間。
  實踐證明,實行股份合作制的產權制度是符合浙江實際的,運行情況也呈現總體良好趨勢。我們預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種產權制度和組織模式將長期在浙江省存在。
  陳耀芳建議,為實現長期目標,有關方面應盡快制定《合作經濟法》或《合作金融法》,對合作金融組織的產權組織形式、職能作用、經營機制、管理模式、運營規則進行界定,以確保其依法經營并得到切實的法律保護,這也是保證改革深化和持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王家傳建議,進一步提高對深化農信社改革試點的思想認識。一是各有關部門,上下要在思想上、行動上保持一致,珍惜農信社改革的歷史性機遇,堅持深化改革。二是有必要進一步調動基層社和廣大社員、職工的改革積極性,把改革試點方案和目標變成基層職工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從全社及其員工的自身利益出發,積極參與改革,抓住機遇,發展才是硬道理。產權制度改革決不繞行,堅持股權結構多元化,達到以股權及產權制度對高層管理者有所監督和制約的目的。
  宋文玨認為,處理好階段性目標和長遠目標的關系,聯社爭取用3年時間,逐步實現業務處理的現代化、經營決策的信息化、內部管理的科學化、監督手段的科技化、服務手段的自助化、結算渠道的多樣化,以科技產品和管理創新,推動業務的健康發展。
  齊逢昌認為,農信社要實現改革目標,除了進一步深化自身改革外,還有賴于農村金融改革的整體推進。但從目前農村金融改革的情況來看,整體推進難度較大,采取分類推進,成熟一個推開一個的辦法,較為現實可行。
  銀監會信合部主任張功平強調,對現在改革工作中取得的成果,一方面感到歡欣鼓舞,但是也不要固步自封,要客觀看待事實,包括大家提到的如何從制度上減少和避免行政的不正當干預,又比如大家沒有提到的問題,資本金的鞏固和防止不良資產回升的問題,還有很多。總之,在總結好前一段工作的基礎上,下一步工作重點是,鞏固改革成果,繼續深化改革。

  農信社"一枝獨秀"
  競爭的結果?
  還是起因?
  記者 方華

    目前,農村金融市場已經陷入農信社"一家獨大"、"一枝獨秀"的局面,這是與會專家學者形成的共識。既然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明確要求,要培育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有關部門要抓緊制定農村新辦多種所有制金融機構的準入條件和監管辦法。那么,競爭局面何以能夠產生?相關規則何時能夠出臺?農信社如何因此提高服務質量?
  李偉指出,從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三農"發展的需要看,農信社改革近期需要強化的工作,首先就是解決好"出"的問題,即建立并完善農村信用社的市場退出機制,不符合市場需要、不能做到可持續發展的機構,要果斷撤銷;其次是解決好"入"的問題,即允許其他符合條件的機構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如允許新辦農村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不吸收存款只發放貸款的小額貸款組織和社區范圍內真正意義上的資金互助組織等等;農村金融市場肯定需要競爭,沒有競爭就不完善。
  齊逢昌的一番話引發了與會專家學者的深思,他認為,在計劃經濟時代,多家銀行其實早已在農村存在,后來因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主動從農村撤出,所以農信社目前"一枝獨秀"的局面恰恰是一定歷史條件下市場競爭的結果。當然,將來農村經濟發展了,農民收入增加了,城市競爭更厲害了,商業銀行說不定還會"殺回來"。但是,根據目前農村的情況,可在內部產生一點競爭機制,不宜盲目再發展多種形式,特別是銀行類金融機構。因為農信社擔負著支農任務,而且自身還要生存,需要兩三年休養生息的環境。
  李均鋒認為,培育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無疑十分必要。在這次改革中,呼吁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的問題得到了充分體現,廣大農戶、個體工商戶和縣域經濟中的民營企業,大部分民間資本進入了農信社,從2003年到現在,據初步統計,約1255億元民間資本通過增資擴股成為農村商業銀行和合作銀行的股東進入農信社。根據中西部不同情況進一步培育新的金融主體,目前有兩類機構正在研究和逐步進行試點,一是只貸不存的小額貸款組織,準備在下半年或者明年進行試點;二是在農村社區培育一種社區性的資金互助組織,所謂經典意義上的合作金融,監管部門正在研究制定相關辦法,選擇一些地方先行試點;同時還在市場退出方面進行試點,一方面對農信社中的中小金融機構采取以重組為主的市場方式,爭取使信用社法人機構從現在31000家在未來3到5年內重組到10000家以內;另一方面,不排除對個別問題嚴重的機構采取撤銷和關閉的辦法。
  亞洲開發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湯敏認為,對欠發達地區來說,農信社對農戶的服務有弱化的趨勢。因此,在推動以農信社為主體的農村金融改革的同時,應該加快多元化的農村金融機構的建設,當務之急是推動欠發達地區以及金融缺乏地區的農村小額貸款機構的建設與發展。據農村金融改革部署,下一步國家將允許只貸不存的小額貸款組織和社區范圍內的資金互助組織等符合條件的機構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如何使新一輪的改革不重蹈過去小額貸款試點的覆轍,如何使多元化的農村金融機構能做大做強,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巨大挑戰。在機制設計上,要有長遠觀點,只貸不存的小額貸款形式應該是一種過渡形式,完全只貸不存的機構在財務上是很難長期持續的,更難以大規模推廣。湯敏建議,給小額貸款機構以正式的法律地位,同時加大民間投資資金的進入,并強調民間金融機構的可持續性和可推廣性。農信社改革的經驗表明,把機制選對了就能調動起各方面的積極性。
  何廣文認為,目前正在試點的只貸不存小額貸款機構,是農村金融市場與組織制度創新的轉折點。由于正規金融供給不足,需要調動農村自發的金融互助和金融創新,創立新的合作金融組織,而普遍存在的民間金融風險較大,需要尋求替代形式。最近幾年農村小額信貸業務的成功發展,將成為農信社發展與增長的推動力。
  高偉認為,現在農信社改革正努力朝著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方向發展,但是現代金融企業的建立和生存需要一定的金融環境。在經濟落后、交通不便的農村山區,需要發展農村社區基金或類似社區性金融機構,重塑一批真正意義的互助性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以滿足廣大農戶小額的、頻繁的生產和生活的基本資金需求。
  郭瑋認為,近兩年來信用社對其退出機制已經開始探索,從今后發展看,不僅要研究信用社的退出機制,也要研究信用社的進入機制,包括打破行的界限在信用社與信用社之間展開競爭,也包括促進新的農信社的建立和發展,并允許其他多種形式金融組織進入農村。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宋養琰認為,農信社原本是農村合作社的一種特定形式。從一定意義上講,只能按照合作社的原則來辦信用社,合作社的原則是勞動者的勞動或資本的聯合,而這種聯合是自愿的、平等的、民主的、互助互利的。所以任何一種形式的合作社(包括信用合作社)都應該是"民辦",而不應該是"官辦"。
  目前,中國的農村金融正處于一個大發展的關鍵時刻,多元化農村金融市場的培育不但會推動農信社自身改革步伐的加快,更重要的是,他將大大緩解農村地區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融資難題,通過各類大大小小的金融機構和組織,農村經濟的發展有望能夠持續注入新鮮的血液。


  中國銀監會合作部、金融時報社、中國農村信用合作雜志社聯合主辦的“農村信用社改革理論與實踐研討會”8月5日至6日在京舉行。 方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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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偉:方案設計之初,首先考慮的因素是,改革最迫切的任務是解決35000家農信社當中大多數的生存問題,諸如資產質量差、管理水平落后、負擔重等等一系列問題,所以改革兩年來,“慎重”是大家的共同感觸。
  李偉:到2004年底,全國農信社的資本凈額已經近100億元,達到正的0.5%,這對一個正常的銀行機構來說微不足道,但對農信社來說,短短一年半的時間,資本充足率從負值變成正值,可以說是一個歷史性的跨越。
  李偉:產權制度改革的市場化取向是必然,否則永遠擺脫不了行政干預,有人把這一改革的結果形容成“非驢非馬”,我們仍然是采取不爭論的實踐觀。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資產質量問題,提高了資本充足率,盡管這些未必能夠轉換經營機制,但是如果不這么做,更加解不開農信社的死結。
  李均鋒:農信社改革的政策扶持是采取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兩者結合的原則:“胡蘿卜加大棒”,國家在扶持信用社的同時,也要信用社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一定的條件,特別是央行在票據發行和兌付的時候,設置了門檻,這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大不相同。
  宋養琰:農信社原本是農村合作社的一種特定形式。從一定意義上講,只能按照合作社的原則來辦信用社,合作社的原則是勞動者的勞動或資本的聯合,而這種聯合是自愿的、平等的、民主的、互助互利的。所以任何一種形式的合作社(包括信用合作社)都應該是“民辦”,而不應該是“官辦”。
  何廣文:改革模式選擇上的趨同性,不利于農村金融機構的多樣化,各種形式的聯合是有必要的,但要建立在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基礎上。
  徐忠:支持農信社改革和支持“三農”并不是一回事,怎么支持“三農”,是政府的責任,財政的責任,而不是金融部門的義務。同時,請務必到基層了解一下,信用社扭虧為盈之后,錢用在了哪里?信用社員工的工資有沒有上漲?
  湯燙:農信社要利用現有的優惠條件和大好時機加快機制的轉換和自身的發展,否則,扶持“三農”從何說起?道理很簡單,和一個乞丐相比,富人更有能力去幫助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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