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數字外交發展的南北差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更新時間:2022-04-13


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間,全球對數字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不斷提升。政府部門、私營部門、非營利組織和教育機構紛紛轉戰線上,人們的生活徹底被數字化改變。在外交領域,數字工具也成為保持世界事務“車輪”轉動的關鍵,人類進入了一個數字外交的新時代。然而,數字外交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在數字外交領域,南北差異會如何影響各國在國際舞臺上進行有效傳播?對此,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學者。

數字外交概念辨析
在疫情發生前,數字化已成為當代外交轉型最不容忽視的驅動力之一,探討數字時代的外交成為外交學研究的熱點。從科學技術嵌入外交的不同視角出發,學術界對數字時代的外交有不同的敘述方式,如網絡外交、數字外交、數據外交以及推特外交等,這充分體現了學術界對數字化時代外交轉型本質的不同認識。

對此,牛津大學國際外交研究學副教授柯爾尼留·波約拉(Corneliu Bjola)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數字外交”一詞最初是指各國外交部和大使館使用數字平臺,如社交媒體,為推進公共外交、打擊數字虛假信息和宣傳、處理領事危機以及在國際談判中發出信號等而開展的一系列活動。但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各國外交部門被迫對工作內容進行了調整。例如,網絡外交的主要工作是參與關于數字基礎設施安全的國際規范和標準的談判與實施;數據外交是數字外交的一個新的分支領域,其主要任務是在不同國家管轄區搜集、存儲和傳輸數據。如今,許多國家通過設立新的技術大使職位來展開科技外交,其工作任務不是處理與別國政府或國際組織的關系,而是處理國家與大型科技公司的關系。簡言之,數字外交涵蓋的范圍最大,其核心概念基本上保持不變:各國外交部門使用數字技術來定義、支持和追求他們的外交政策目標。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講師伊蘭·馬諾爾(Ilan Manor)認為,人們通常根據不同的側重點,來命名數字外交領域的術語,有些術語更側重于數字世界中的外交概念,如公共外交2.0;有些術語則集中在數字技術的特征上,如互聯網外交、推特外交;有些術語甚至關注數字社會的屬性,如自拍外交、實時外交。這些新概念的出現,反映了數字時代外交更為廣泛而深刻的變化。
尼日利亞伊巴丹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奧盧布科拉·阿德西納(Olubukola S. Adesina)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官網上撰文稱,數字外交是指在外交活動中廣泛使用互聯網技術和其他基于信息通信技術的創新,以獲取即時信息和實現在線互動交流。互聯網對外交關系有三大影響:擴大和增加了各利益相關方參與國際政策制定的聲音與利益;加速了信息的傳播,關于任何問題或事件的信息都被廣泛傳播,且不管信息準確與否;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展開傳統外交活動。

“混合型外交”成常態
波約拉認為,雖然通過電話會議或Skype等聊天軟件進行遠程外交活動并非新鮮事物,但實際上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因為外交官們強烈傾向于面對面討論問題。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這種觀念被改變,幾乎一夜之間,大多數國家的外交部門都將其活動轉移到Zoom或Teams等線上聊天軟件上。從2020年3月起,許多國家的外交部門以及國際組織開始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工作形式,“混合型外交”也因此得名。
波約拉表示,這些虛擬平臺極大地提升了外交官的工作效率,讓他們能夠更多、更快地參會,且不受地點限制。例如,北約、歐盟或七國集團此前已多次召開虛擬峰會。然而,虛擬的便利是有代價的:更多的會議并不一定意味著更好的會議,外交官們經常因頻繁的在線互動而感到疲憊。此外,虛擬接觸幾乎沒有給非正式的場外對話留下空間,而此前,外交官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非正式的場外對話,去解決問題或是在互動中尋找突破口。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今天,波約拉說,“混合外交將成為一種常態,而各國外交部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線上與線下的會議結合起來,以及探索在不同的情況下應用哪種交流效果會更好”。
阿德西納介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非洲各國政府、非洲聯盟和非政府組織舉行了多次虛擬的和平與安全會議,將數千名非洲利益攸關方聚集在一起。如2020年5月,非盟成功舉辦了為期3周的“消聲槍響”網絡會議。這些在線討論不僅降低了將主要利益攸關方聚集在一起的成本,還使決策更快,因為更多的參與者可以參加談判,而他們原本可能無法出席線下會議。
這些成功并不一定意味著線上會議應取代面對面交流的傳統,面對面互動和線上會議的混合形式是外交接觸的最佳方式。阿德西納解釋到,實體會議很重要,因為談判的關鍵節點往往發生在國際會議的間隙。通過在茶歇或午餐休息時進行的即興討論,或者在走廊及休息室等場所的偶遇,都為與會者提供了觀察各方肢體語言和情緒的機會。另外,涉及需要高度保密等情況的會議則必須采用面對面的形式進行。

警惕新形式數字鴻溝
在數字外交領域,非洲國家表現積極,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及外交機構都把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平臺作為增強對外溝通、提升國家形象的窗口。例如,尼日利亞總統穆罕默杜·布哈里在臉書、推特等社交平臺上的粉絲數加起來超過了500萬,是最受關注的非洲領導人。緊隨其后的是加納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和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他們各自的粉絲數加起來都超過了400萬。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許多國家的外交機構紛紛通過社交媒體平臺與海外公民保持聯系,并為他們提供寶貴的領事協助。
波約拉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外交機構總體上很好地適應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數字工具(社交媒體、虛擬平臺),并成功地將它們整合到自己的工作實踐中。這可以解釋為適應成本相對較低,而這些工具也使發展中國家的輿論影響力高于其實際外交影響力。目前,數字平臺已成為一個巨大的均衡器。從理論上講,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官可以更好地接觸到他們的目標受眾,實時對事件作出反應,更有效地塑造他們的國家形象,并相對容易地參加多邊和雙邊論壇。
然而,波約拉強調,下一代數字技術(人工智能、元宇宙)是否也會導致類似結果,還有待觀察,因為采用這些技術的成本會高得多。在技術先進和技術落后的國家間,很可能會出現一種新形式的“數字鴻溝”。精通數字技術的國家的外交部門更有可能塑造多邊議程,在國際談判中表現更好,并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定義新的數字治理國際標準及規范。因此,未來國際事務中的不平等將更少地出現在傳統的“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之間,而是出現在“數字北方”與“數字南方”之間。更重要的是,“數字北方”與“數字南方”的成員尚未明確,二者之間的界線很可能會有別于當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界線。
元宇宙是一個創新的概念,虛擬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對公共外交、外交代表、外交培訓甚至國際談判具有潛在的革命性影響。波約拉認為,這個想法已吸引了一些國家的注意,如韓國政府2021年11月已經發布了元宇宙首爾五年計劃,旨在通過政府和企業的合作,在民間主導下構建元宇宙生態系統,在現實和虛擬的多個領域構建開放型元宇宙平臺。其他一些國家的外交部門也正在積極學習元宇宙相關概念和技術,以便更好地了解元宇宙在推進數字外交戰略方面的潛力。然而,與社交媒體或虛擬平臺的情況不同,元宇宙在基礎設施方面要求更高,還需要創建和維護虛擬世界、執行良好的行為標準、教育培養相關受眾等一系列配套措施。雖然在這個階段,各國外交部門對元宇宙的前景還不確定,但國際組織似乎更熱衷于通過各種項目和舉措來試驗和測試這一理念。聯合國已經開始組織一系列的虛擬活動,以提高人們對氣候可持續性問題的認識。由此可以預見,其他國際組織也會效仿,努力擴大議程、削減成本,開發更具吸引力的與受眾互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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