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于全球性的變革時期，外交關系變化、社會文化轉型、經濟產業重構等復雜因素疊加，科學決策面臨重重挑戰。智庫作為高智力水平的決策咨詢研究機構代表，在世界范圍內愈發受到重視，被認為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持部分。總體來看，歐美智庫發展歷史悠久，積累了一套比較全面、效率較高的管理體制，對歐美國家過去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但是其發展模式存在歷史、區域、政治背景方面的局限性，不必盲目推崇。在考察歐美智庫的發展歷程和管理特征的同時，也要看到其發展問題和研究缺陷，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做好智庫研究，以提升我國智庫的國際話語權。
管理特征
歐美智庫針對特定的政策或社會問題發表文章、研究甚至立法草案，其意見往往受到政府、企業、媒體組織、社會運動組織等利益集團的高度重視。因此，智庫也被稱為繼立法、行政、司法、媒體外的“第五種力量”，在管理方面表現為以下三個特征。
一是注重智庫頂層設計。與所有組織相同，智庫必須有一個穩固且適當的治理結構用于保證其任務的推進。歐美智庫普遍采用董事會制度進行管理，其主要任務是按照智庫的創始原則指導發展的方向，并在必要時鼓勵創新。董事會制度既是智庫管理的需求，也是法律對智庫的約束。董事會成員也對智庫起到象征作用，通常由學界、政界、商界、媒體界等領域的知名人士兼職，他們為智庫帶來聲望，從而增加智庫獲得贊助的機會。同時，大部分智庫董事會也強調成員的多樣性，以在重要事項討論時提供更多觀點。具體的日常業務工作執行則由總裁辦公室（或總干事辦公室等類似名稱）進行，基本可以分為專門的學術研究部門和行政事務支持部門兩類。行政事務部門的功能在于促進智庫更好地運作和管理。其內部功能劃分明確，包括內容質量控制、發展、宣傳、運營、人事、財務等部門。比如，學術研究部門對關鍵政策問題進行及時、準確的研究，行政事務部門則將這些發現有效地營銷給政策制定者等相關方，從而實現智庫使命。
二是注重智庫人才培訓。智庫作為群體智慧的結晶，人才管理的重要性被歐美智庫廣泛重視。歐美智庫多采用雙軌制的招聘模式，一方面從高校畢業生入手，并設置實習生項目，另一方面從社會上招聘富有經驗的中高層工作人員。它們比較重視人才的培養，主要路徑包括內部培訓和在職學習。以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為例，其負責研究工作的員工可以在帕迪蘭德研究生院獲取專業知識，甚至可以進一步深造至獲得政策分析博士學位。該研究生院的教職人員均為蘭德公司成員，這也成為蘭德公司員工職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之一。經由長期發展，歐美智庫的人才培養體系已經較為規范，甚至被視為通往政壇的“旋轉門”，如歐洲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采取直線制的職業發展路徑并開發管理培訓計劃。此外在人才福利方面，智庫也能夠提供具有競爭性的福利保障。
三是注重成果標準管理。高質量的研究成果是智庫安身立命之本，雖然歐美智庫的資金來源紛繁復雜，但普遍聲稱其研究不受外部各方或利益的影響。具體而言，在研究成果管理方面，歐美智庫通常采取標準制定和內部審查的疊加管理。例如，德國智庫科學與政治基金會為保證高質量研究和分析，首先在內部制定了良好學術實踐的一般原則，而后由領域研究主任和董事會成員進行內部審查，再由信息和知識管理團隊審核研究內容設計的信息來源可靠性，最后經由專業編輯團隊校對整理發布。
發展問題
歐美智庫的發展，對其所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起到了重要的影響，特別在戰略決策方面與政府關系密切。但從其管理發展模式出發，很多方面難以實現良性可持續發展，在價值取向、行為邏輯、社會認同方面出現問題。
一是脫離公眾的研究價值導致歐美智庫缺少民意支持。盡管歐美智庫的研究成果號稱是為公共政策服務，但其在實際管理過程中面對的對象仍然是政府、企業等具備強大權力的機構。從根本上說，智庫是一個不具備行政權力和能力的智力機構，但是智庫的執行邏輯往往在于通過可信的咨詢報告打動權力主體，從而引起自上而下的變革，這也導致了智庫在一定程度上的污名化。公眾很難感受到智庫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甚至很多公眾將智庫視為一個在消耗資源的同時不產生價值的冗余機構。而資金貢獻者對智庫的訴求也在改變，以政黨為例，相比于追求獨立性的學術研究機構，政黨顯然更希望能夠獲得忠誠的意識形態宣傳者。這既導致公眾對智庫的偏見加深，認為其只是消耗性的黨派斗爭中的喉舌；也導致部分資金貢獻者跳過智庫，直接成立自己的獨立研究機構。這種偏見的出現有其背后的原因，智庫在提出嚴肅的、原創的專家建議之后，也許可以通過辯論、宣傳的方式獲得政治力量的支持，但在實施層面仍然依托行政人員的行為。因此，由于組織管理制度不同，歐美智庫的思想是否可以成為具有創造性的政策，以及是否能得到公眾的認同，面臨艱巨的挑戰。
二是精英主導的行為邏輯導致歐美智庫缺少落地研究。在職業選擇上，歐美智庫確實具有較高的吸引力，但其人才招聘也極其嚴苛，例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招聘門檻并不低于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這類世界名校對教職工的要求。因而，這也帶來了人才結構過度精英化的狹隘性。智庫研究強調數據、分析框架、技術主義，這是一種顯而易見的極端精英主義。回溯智庫創立的目的，是通過對公共政策和社會問題的研究，解決當前社會的普遍性問題，這就要求智庫在思考尺度上要下沉到社區。但從目前來看，似乎并沒有看到哪一所智庫在研究邏輯中著重強調受眾的參與，缺乏自下而上的基礎成為大量研究成果的共性缺陷。在西方普遍強調公眾參與的當下，歐美智庫本應成為政府與公眾連接的紐帶，但事實上，其在大眾政治生活中是缺位的，最終造成公民不認可智庫、智庫無法獲得公民視角的雙輸局面。
三是傾向顯著的成果產出導致歐美智庫缺少社會認同。前文已述，歐美智庫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資金的投入。隨著近三十年來世界各國對智力產業的愈發重視，各國智庫數量迅速攀升，然而，社會資金對于智庫的投資體量和需求量是相對有限的，這也導致了智庫之間的競爭。無論是接受基金會資助還是與企業合作，是否愿意接受外部資金所代表的價值觀和政治訴求成為能否獲得資金的原因之一。而現實中，歐美智庫的人員聘用、硬件設施、宣傳營銷都存在較高的運營成本，部分智庫迫于生存壓力不得不生產追隨或支持某些特定主張的成果。而部分極具盛名的基金會也難逃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因此，歐美智庫所強調的獨立的、不含意識形態的研究是難以實現的，其成果的社會認可度也值得推敲。

（作者系蘇州大學東吳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