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是一個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一些西方國家較早重視和實現了鄉村治理現代化，其重大舉措及良好成效，對于其他國家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打造鄉村特色與城鄉融合發展
當前在鄉村治理中，通過因地制宜利用鄉村自有資源發展和推動鄉村建設，打造鄉村治理的特色品牌，并努力推動城鄉協同發展，實現鄉村的可持續性繁榮成為具有代表性的鄉村治理模式。這一模式主要是從城市與農村空間融合的視角上來思考鄉村治理，通過開發和整合本地傳統特有資源，在城鄉協同發展中形成區域性的經濟優勢，進而打造富有地方特色的品牌產品實現鄉村治理的創新性發展。
日本的造村運動最為典型。自二戰結束后，日本在鄉村治理改革方面制定了《地方自治法》《農協法》等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在鄉村的土地制度改革、經濟結構改革、行政治理改革等方面形成了新型的鄉村運行機制，促進日本開展了以立足鄉土、自立自主、面向未來的造村運動等鄉村治理創新實踐。在政府大力倡導與扶持下，各地區鄉村依據自身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農村發展模式。一是培育獨具特色的鄉村產業基地，譬如香菇產業基地等；二是充分發揮農協作用，整合鄉村產業的生產、加工、流通和銷售環節建立產業鏈，實現鄉村產品與城市市場的順利交易；三是不斷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值，采取對農、林、牧、副、漁產品實行一次性深加工的策略，形成地方特色產品，提高市場競爭力；四是日本政府對鄉村發展給予大量補貼和投入，全力支持農村發展，促進日本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實現。
通過漸進式改革促進鄉村綜合發展
漸進式改革是將鄉村治理看作一項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在不同階段調整鄉村治理目標、方式和手段，以融合和互促的形式建設利益共同體，實現整合鄉村社會中的優勢資源良性互動，使其共同致力于促進農村社會有序發展以及鄉村現代化進程。
德國政府從20世紀初期便開始實施以村莊更新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改革工作，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通過相應的立法予以規范和引導。1976年德國修訂了《土地整理法》，首次明確將村莊更新作為重要任務，從而開啟新一輪的鄉村社會環境和基礎設施整頓。到了20世紀90年代，德國村莊更新也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了新的舉措，通過實現鄉村能夠享受同等的發展條件、生活條件和交通條件等，保障為鄉村居民提供較為便宜的住房和為產業提供低成本的用地的同時，在鄉村發展中融入了更多的科學生態元素，鄉村的文化價值、生態價值和休閑價值被提升到重要地位，村莊更新計劃成為“整合性鄉村地區發展框架”，有力地促進村莊的可持續發展。
促進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
鄉村治理的數字化轉型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面。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現代信息技術的研發與推廣，信息技術在農業農村領域得到廣泛的應用，一些國家(地區)正在積極開展政府數字化轉型，鄉村治理數字化作為數字社會治理的一部分也得到快速發展，并取得良好的效果。鄉村治理的數字化就是通過數據收集、處理、分析、預測，實現各種信息資源整合利用，高效地推動多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中，實現科學性決策、精細化管理以及民主化治理，從而整體提升鄉村治理效果。
英國在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領域起步較早，初步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鄉村數字化治理模式。英國于2011年成立了鄉村政策辦公室專門負責鄉村政策事務，完善鄉村治理體系。2012年提出了《政府數字化戰略》打造“數字驅動”政府，這也使實現鄉村數字化治理成為英國數字化發展的重要領域。如2017年出臺了《英國數字化戰略》法案、“農村千兆位全光纖寬帶連接計劃”、《2014—2020年英國鄉村發展項目》等，這些法律及戰略規劃的出臺從國家層面對鄉村治理如何實現數字化改造進行了統籌規劃，對鄉村治理數字化發展進行頂層設計。
基本成效與存在問題
在鄉村治理現代化實踐中，日本、德國和英國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鄉村治理現代化成效主要體現在，一是壯大鄉村自治體的規模，在提升實力的同時也節約行政費用；二是適應城鎮化的發展要求，確保城鄉結合發展進程中，鄉村能夠保持功能完備的居民生活圈并具有地方特色；三是日本鄉村通過完善教育指導模式，開設各類有針對性的農業培訓班，提高了鄉村居民的綜合素質和農業知識。德國通過循序漸進的鄉村治理演變，在基礎設施的改善、農業和就業發展、社會和文化保護、生態和環境優化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英國的鄉村治理數字化建設成效顯著，一是在鄉村政務方面，英國依托先進的電子政府系統，為鄉村居民提供快速、安全的身份識別、政務通告、在線支付等高質量服務，進而提高了政府服務的效率；二是在鄉村教育改善方面，英國實現了鄉村教育服務先進遠程教育體系化，通過互聯網教學方式幫助村民群體提升文化素質和知識技能；三是在促進鄉村醫療優化升級方面，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使英國的國民健康服務升級為“數字健康、移動遠程醫療服務”，實現了醫院之間信息共享、開展遠程醫療服務等，提升了鄉村居民醫療保健、臨床評估及專科醫療等服務的效率；四是環境治理方面，建立起了城鄉自動網絡，通過各種電子設備、媒體渠道以及網絡平臺將相關信息傳遞給大眾，為環境空氣質量的優化治理提供數據基礎。
同時，也應該看到，上述國家在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還存在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是鄉村治理過程中城鎮化進程引發的鄉村人口結構問題。如日本和德國，由于鄉村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數量的減少，城鎮化進程中伴隨著一系列社會問題。一是城鎮化發展不僅導致鄉村地區人口的減少，而且也加快了人口結構的改變，特別是加速了這些地區的高齡化進程；二是鄉村人口高齡化，使得鄉村社會保障成為較為關注的社會議題，特別是醫療服務的不充分，使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由鄉村返回城市居住；三是由于鄉村人口的減少，在教育、行政服務等與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公共服務設施的功能開始走向衰落，為居民所能提供的服務水平也持續下降；四是由于鄉村人口流出嚴重，現代生活服務設施和就業機會的不足使年輕人越來越難以留在鄉村，因此導致鄉村的勞動力人口減少，鄉村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的制約。另一方面是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產業發展可持續性問題。隨著西方國家城鎮化進程的快速發展，農村空心化等現象對鄉村產業發展帶來一系列影響。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實現鄉村治理的路徑也不盡相同，所以在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政府要站在有利于鄉村居民生存發展的視角下，吸收成功經驗，摒棄不利于改善鄉村治理的負面因素，不斷反思和總結，根據時代變化及時調整、優化和創新相關制度和政策體系，才能最終推進和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
（本文系2020年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習近平總書記人民利益觀研究”（GD20XCY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廣東金融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