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傳統安全與國家安全學“再定位”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更新時間:2021-12-16

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學的學科建設正處于“進行時”,全國有若干所高校正在全面開展該學科建設的試點工作。但國家安全學如何完好地體現總體國家安全觀,如何恰當地處理非傳統安全的復雜內容,如何合理定位其學科性質,均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重要問題。

國家安全學的“總體性”

狹義的國家安全觀是指直接與主權和政權相關的傳統安全,即“領土保衛與政權保護”,在冷戰以前與冷戰時期占主導地位。冷戰結束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以“非軍事安全”為特征的非傳統安全問題更為凸顯,于是國家安全內涵從狹義轉向了廣義。除了主權和政權安全,與人民安全或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緊密相關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逐漸成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國家安全的內涵也隨之大為擴展。與此相應,國家安全學的“總體性”也就成為時代的必然訴求。

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勾畫出了新時代國家安全的整體布局,其涵蓋的領域既有體現傳統安全的政治安全、國土安全和軍事安全,又有體現非傳統安全的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還有體現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的核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海洋安全、極地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可見,總體國家安全觀超越了傳統狹義的國家安全觀,是統籌國內與國外、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發展與安全的新型國家安全觀。

在國家安全觀前加上“總體”一詞,揭示出國家安全在本質上是一種全時空、多變量、相互交織的“場域安全”,即安全不再是單一的、線性的、局部的、純技術的安全,而是復合的、非線性的、整體的、技術與價值混合的現實狀態。總體國家安全觀凸顯的是“全景式”思考與研判,實現了國家安全觀構建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與現實邏輯的統一。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除了能夠促進國家安全轉型升級外,對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也具有重要的國際意義。首先,安全是復合與普遍的,因為國際社會不能只有一個國家安全而不顧其他國家的安全。其次,安全是系統與平等的,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國際事務的權利,同樣也有維護地區安全與國際安全的責任。再次,安全是整體與包容的,各國應該尊重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等國際關系準則,尊重各國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最后,安全是立體與共享的,獲取安全的方式是合作而不是對抗,要通過坦誠對話增進戰略互信。即使在傳統安全領域暫時有不可調解的對立甚至沖突,各國也可以從低敏感的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著手,共同培育應對安全挑戰的共享安全意識。

國家安全學學科建設是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后出現的新議題,因此國家安全的研究與學科理論性質的定位,必須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綱,全面堅持與體現國家安全學的“總體性”。

國家安全學的“非傳統性”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意味著非傳統安全上升至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地位。“非傳統”是一個與“傳統”相對應的動態概念,今天的“非傳統”在明天可以成為另一種“傳統”。而相對于昨天的“傳統”,今天的國家安全卻有著非常鮮明的“非傳統性”。

第一是和平不等于安全的全部。如今越來越多的與“低政治”相關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給人類帶來了嚴峻挑戰,例如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能源危機、水資源危機、糧食危機等。第二是發展不等于安全的全部。照理說,發展是安全的條件,安全是發展的保障,發展對安全的作用是促進與提升。但不科學的發展、低質量的發展、無序與缺乏綠色的發展恰恰給安全帶來了各種意想不到的困境。第三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它們之間不但相互影響,而且在特定的情景下相互轉換。國際恐怖主義、海盜現象等都是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的安全挑戰。第四是傳統安全的“非傳統化”。如軍事安全的“非傳統化”,即軍隊應對“非戰爭威脅”,動用軍事力量進行救災,成立不動用傳統殺人武器的“網軍”等。

種種非傳統安全危機使當今國家安全具有了明顯的“非傳統性”特征。從國家的視角看,非傳統安全可分為四種類型:內源性、外源性、雙源性、多源/元性。內源性非傳統安全指安全問題產生于國內,但經過溢出而影響國外繼而再影響國內的安全問題,如食品安全等。外源性非傳統安全指全球性的安全問題或其他國家引發的安全危機危及國內安全,如難民危機、金融危機等。雙源性非傳統安全指兩國因國土接壤或其他關聯因素而同時產生的安全危機,如跨國有組織犯罪、國際恐怖主義等。多源/元性非傳統安全指需要用軍事武力干預的非傳統安全危機如恐怖主義、海盜等。其實不管哪一類非傳統安全,都有著明顯的如不確定性、跨國性、非國家行為體參與性、非對稱性、不易控性等“非傳統性”。

國家安全學的“雜合性”

學科的發展一般遵循這樣的規律:準學科(sub-discipline)、單一學科(discipline)、多學科(inter-discipline)、跨學科(cross-discipline)、橫斷學科(multi-disciplines),以及形成高度綜合與協同的“雜合學科”(hybrid discipline)。

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總體性”“非傳統性”,至少需要考慮三方面的內容:“高政治”、“高政治”與“低政治”相交織、“低政治”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果再考慮到這三方面內容之間的互動與轉換,那么非傳統安全問題清單可無限拉長,非傳統安全研究的學科邊界的模糊性更為凸顯。因此,非傳統安全研究的“領域延展性”與“學科反包性”特征必須得到特別重視。

一個學科的確立除了明確其研究對象還需要明確其邊界。然而,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非傳統安全研究卻有著安全問題研究清單不斷拉長的“領域延展性”。此外,國際安全研究是國際關系學的一個次領域,傳統安全研究與非傳統安全研究又分別是國際安全學的次領域,然而這一國際關系學的“次次領域”卻因其涉及的研究領域與學科超越了傳統國家安全研究與國際關系研究原領域范圍。這一“學科反包性”使得非傳統安全研究的學科定位在另一維度上受到了挑戰。

考察學科發展的關鍵是“時空坐標”,即不僅要考察其時空定位,而且要考察其“時間演化邏輯”與“空間結構邏輯”是否匹配與契合。為此,國家安全學的學科建設宜在“雜合學科”上進行考慮,在具有多學科優勢的綜合性大學進行布局。

一方面,國家安全學只有綜合運用多學科的方法才能較好地描述與實施有效的國家安全,具有高度綜合與協同的“雜合學科”能夠避免單一學科、交叉學科、跨學科等的不足,直接在方略型、決策型、創新型方面進行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只有在“雜合學科”站位上進行考慮,才能真正體現國家安全的“總體性”與“非傳統性”。

另一方面,國家安全學只有在多學科優勢的綜合性大學進行布局,才能較好地實現高層次“復合型創新人才”的培養。安全的“總體性”表明,安全是“微觀—宏觀”交織的復雜性現象,任何單一學科視角的研究都不能涵蓋與揭示安全的整體規律;安全的“非傳統性”表明,安全是一種“涌現”與“算法”,培養的人才應當具有“雜合學科”知識結構與宏觀決策能力。

(作者系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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