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條”助推上海數字化轉型
來源:國際金融報 更新時間:2021-09-07

城市數字化轉型,能否在短暫窗口期取得突破、搶占全球科技高地,關乎轉型之成敗。加快城市數字化轉型,上海正全速沖刺。


有序拓展數字人民幣應用場景,鼓勵在購物節紅包、園區補貼等場景定向使用,支持開展數字人民幣應用環境改造升級......9月1日,《上海市促進城市數字化轉型的若干政策措施》(下稱《措施》)正式生效,涉及27項政策制度和保障措施。這是上海數字化轉型“1+3+1+1”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構建核心技術突破體系

2020年底,上海公布《關于全面推進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的意見》,明確了城市數字化的總體要求,為科學有序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基礎的政策框架。

《措施》提出,到2025年,推動上海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進一步提高,著力形成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制度框架體系。同時,著力強化目標引領、制度供給、精準服務、統籌推進,聚焦經濟、生活、治理重點領域高頻急難問題,立足于全方位激發各類主體的轉型活力和動力,提出全面激發經濟數字化創新活力、全面提升生活數字化服務能力、全面提高治理數字化管理效能、數字化轉型建設多元化參與、系統全面的數字化轉型保障5方面共27項政策制度和保障措施。

“上海的城市數字化轉型,可以簡要地分解為經濟數字化、生活數字化、治理數字化三大板塊,也可以理解為要通過千行百業來推進,或者更確切一點說是由細化到成千上萬的企業、組織的數字化轉型來實現。”上海長三角產業互聯網促進中心理事、上海財經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勞幗齡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要把美好的頂層設計變成基層真正可落實的行動,9月1日正式生效的《措施》為數字化轉型打造了一個添創新活力、提服務能力、增管理效能、創多元參與、強轉型保障的政策生態環境,有望起到全方位保駕護航的作用。

激發企業數字化轉型動力

數字化轉型,重在激發各類主體的積極性。

記者從業內人士獲悉,發展數字經濟讓數據要素充分流動,首先要解決的是數據的權屬問題,國企掌握的公共數據在產權上的權屬爭議最小,因此多方考慮從國企探索數據資產化試點。

據了解,上海此前已多次提及進行國企數據資產化試點。而上海市國資委將探索一套有利于國企數字化轉型的政策體系,如聚焦釋放數據價值,探索數據資產價值量化,將數據資產納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以數據資產價值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階段性成效。

針對國企的數字化轉型,《措施》明確,探索建立國有企事業單位數據產品進場交易機制。在重點領域探索數據資產化的實施路徑,并在部分企業試點。同時,加大考核和激勵力度,如將推行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一企一戰略”和“一把手”負責制,要加快實施數字化轉型投入視同于利潤政策等。

“上月參加‘2021上海在線新經濟論壇’時,普華永道中國上海合伙人、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特聘專家黃佳曾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大家知道,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領導小組的組長是誰嗎?我當時脫口而出,2020年12月10日,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領導小組成立,李強書記、龔正市長任雙組長。”勞幗齡直言,“這就是我們當年在企業信息化、兩化融合,如今在企業數字化項目中一直在強調的‘一把手工程’。”

當然,數字化轉型也存在一些阻礙。

上海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對標“整體性轉變、全方位賦能、革命性重塑”的更高轉型要求,上海市部分企業依然存在“不會轉”“不能轉”“不想轉”和“不敢轉”等問題。比如,中小企業“缺技術標準”和“缺公共平臺”,難以依靠自身實現數字化轉型;制造業中小微企業平均稅后利潤低,“缺資金”數字化項目貸款難;國有企事業單位“缺激勵機制”,數字化轉型深度不夠;互聯網+醫療“缺政策”,首診和差別化收費機制還有待突破等。

“在多年的企業數字化研究中,我們一直在強調,企業數字化是個大投入,IT部門是成本中心,項目的顯形效益不會在這里體現,但它會給整個企業帶來效益。問題在于,如何考核。”勞幗齡表示,“如今欣喜地看到,27條措施中的第3條后半段明確:允許本市國有企業實施數字化轉型的相關項目投入,經認定符合視同于利潤政策條件的,在經營業績考核中可視同于‘利潤’。可以說,這是上海支持數字化轉型眾多政策中力度非常大的一條,也是全國‘首創’的政策,將有力地解決因缺乏激勵而‘不想轉’的問題。”

為此,《措施》立足更加注重激發各類主體活力、更加注重社會力量多元化投入、更加注重吸引數字經濟市場主體集聚發展,來推動全方位、深層次數字化轉型,營造更好的轉型政策制度環境。

強化“人”“財”保障

記者注意到,《措施》提出了若干支持數字化轉型的重要人才政策。比如,在工作機制方面,本市將在部分委辦局和國有企事業單位試點“首席數字官”制度,建立數字化轉型和公共數據開放的勤勉盡職和容錯機制。在領軍人才方面,對數字領軍人才等高級專家,聘用為正高級專業技術崗位的(含“雙肩挑”人員),可不占所在單位的正高級崗位結構比例。

“這涉及兩個重要方面。”勞幗齡分析稱,一方面,試點企業“首席數字官”制度,單位自主認定數字化轉型高層次人才,全市實施專業技術人員數字化技術知識更新工程;另一方面,推動銀行設立面向數字化轉型的特色融資產品,探索“云量貸”創新模式,試點將云平臺提供的企業用云量作為中小微企業申請銀行貸款的信用增進信息。

在勞幗齡看來,這是為整個城市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重要的“人”“財”保障,將極大地解決因缺人才而“不會轉”以及因缺資金而“不敢轉”的大問題。

數字化轉型是全社會整體性轉變,《措施》提出,要改革數字化項目傳統建設模式,需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社會力量參與。比如,將在全市數字化轉型應用場景建設中試點“賽馬制”和“最佳實踐”等機制;以“揭榜掛帥”形式支持有條件企業參與“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應用程序與算法開發,探索實施使用效果與服務費掛鉤的激勵機制。

《措施》還提出,要創新數據開發利用的新模式。比如,上海將探索建立政府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機制,建立完善多元化主體公平準入的運營體系。再比如,上海將依托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長三角國家樞紐節點建設,在全國率先探索建立覆蓋電能使用效率(PUE)、有效算力效率(CUE)、經濟產出效益(EUE)等指標在內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開展數據中心有效算力效率評估和區域算力調度創新試驗。此外,上海將支持數字經濟民營企業總部,鼓勵外資企業在滬設立數字經濟功能型總部、研發中心和開放式創新平臺。要聚焦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重點領域培育一批高能級市場主體,加快推動新生代互聯網企業發展,打造數字經濟上海品牌。(記者 潘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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