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與數字政府建設
來源:電子政務網 更新時間:2021-08-11

一、引言

在過去200多年全球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上,先后發生了三次工業革命,分別開啟了蒸汽時代、電氣時代、信息時代。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序幕悄然拉開,開創了智能時代。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大數據正不斷融入中國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中,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數據已經成為新的生產要素,是日益重要的戰略資源。在數字化時代背景下,作為財政數字化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勢在必行,這將為打造高水平數字政府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國家高度重視政府治理的數字化轉型和數字政府建設。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加強數字政府建設,建立健全政務數據共享協調機制,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營造良好數字生態,建設數字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強調,加快建立數據資源產權制度,提高數字化政務服務效能,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優化,不斷提高決策科學性和服務效率。無疑,中國的數字化程度將會在“十四五”時期得到進一步提升,建立與中國數字化發展相匹配的財稅體制是應有之義。

二、數字政府建設要求加快財政數字化轉型

數字政府是一種新型的政府運行模式,目標是實現便民的公共服務、科學的經濟決策、精準的社會治理。數字政府的服務模式從職能驅動轉向需求驅動,治理模式從單向治理轉向共建共享治理,決策模式從人力分析轉向智能決策,運營模式從政府主導轉向社會化經營。

數字政府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途徑。在數字技術和公共治理理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建設數字政府是我國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大勢所趨。數字政府將創造新的治理模式,政府和社會公民的聯結方式將發生改變。數字政府的建設是我國體制性改革的需要,是數字時代對政府轉型的必然要求。

數字政府的建設促進了政府體系的重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數字政府建設的目標,是將在工業經濟中運行的管理型大政府,轉型為適應全球化、以知識和數據為基礎、在數字經濟中運行的服務型政府。從行政權力的有效運用轉變為數據資源的有效配置,由數據驅動決策,不再是由決策驅動數據。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相應地,數字財政是政府數字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數字化轉型就是要打造數字財政。數字政府建設的核心是數字財政建設。數字財政是以財政大數據的價值為基礎,以財政大數據的應用為支撐,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為主要手段,實現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促進公平和提高效率的目標。數字財政充分展現了數據治理和財政治理的融合。

政府采購是財政最接近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的傳統方式之一。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使財政能夠精準地提供公共服務資金,是財政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內容。財政數字化轉型的優勢之一是借助大數據提高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供給效率和質量,例如提高政府采購中供應商和采購部門供給與需求的匹配程度,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使社會福利得到改善。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是建立在財政大數據基礎上的、由第三方市場主體負責運營的政務平臺,大幅提高了公共服務供給效率和能力。

三、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將加快財政數字化轉型進程

政府采購是現代財政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將助推財政數字化轉型。

政府采購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提供公共服務或開展日常政務活動,以法定的采購方式,利用財政性資金從市場上購買商品或獲得服務的行為。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推動了政府采購的數字化轉型。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是將科技革命的技術優勢融入政府采購的全生命周期中,搭建高效、便捷、智能化的在線政府采購平臺,以便采購人和供應商在電子平臺完成交易。以數字化技術為支撐的政府采購模式簡化了采購流程和審批時間,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公開程度,促進了政府采購的公平競爭,優化了營商環境。

政府采購業務數字化產生了大量的數據交易記錄,將成為政府重要的數字資產。財政數字化轉型會提高數據的有效性、實時性、開放性、共享性。智能化的財政數據生態環境有助于持續優化財政管理,提高財政透明度。通過人工智能算法對政府采購大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建立用戶誠信賬號和雙向評價機制,有利于刻畫政府采購主體的信用畫像,對供應商、專家和代理機構的信用等級和交易風險提前進行評估和預判,提高政府采購效率和財政監督管理能力。

四、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與蓬勃興起的數字經濟相比,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在實踐中受到了一定的制約,面臨數字化平臺的運營缺乏法律保護、數據權屬難以明確、信息的開放共享不足、信息安全存在隱患等問題。

(一)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缺乏法律保障

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發展運營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缺乏相應的法律地位。政府采購平臺的運營模式類似于電商網購平臺,但由于其集中競價的特點和公益屬性,不能完全適用于《電子商務法》。同時,《政府采購法》中的政府采購當事人未包含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運營商,運營商的責任、權利和義務未明確,未獲得相應的法律地位。

(二)政府采購數據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歸屬難以明確

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存儲采購人和供應商信息、采購合同、交易記錄、等各類數據。通過算法對政府采購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和開發利用,有助于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然而,平臺的原始數據來源于不同的采購人和供應商,單個數據有對應的所有者,但是集合數據的所有者難以明確。由于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對數據沒有明確的所有權、管理權、使用權,對數據的開發利用存在侵權的風險,大量的采購數據成為冗余資產,導致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價值難以充分體現。

(三)政府部門間信息資源的開放共享和互通不足

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同級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政府采購數據各自獨立高度分散,缺乏協同性,尚未整合和開發,導致數據孤島和數據煙囪等問題。政府部門間信息資源的開發共享和互通不足,對數據資源的開發利用存在困難,難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有效監管。同時,信息不對稱容易引發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不利于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的有序推進。

(四)政府采購平臺電子化信息安全存在隱患

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上存儲的海量信息的安全問題值得關注。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需要與供應商系統、國庫支付系統和財務管理系統聯網,平臺運營商作為第三方機構,掌握著采購單位、供應商、社會代理機構的信用等級和交易記錄等大量信息,對信息安全有很高的要求,傳統的網絡環境和硬件條件難以滿足需求。

五、政府采購數字化轉型助力數字政府建設的對策建議

(一)完善數字化采購平臺相關的法律制度體系,明確數據的產權,提升數字政府治理能力

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既是政務平臺,又是電商平臺,具有公益性和商業性的雙重屬性。完善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相關的法律制度體系的建設十分必要。加快修訂《政府采購法》,明確政府采購當事人涵蓋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運營商,明確運營商的責任、權利和義務。構建完善的數據產權制度,建立規范高效的數據要素市場,明確數據的所有權、管理權、使用權,使數據成為可流通的資產,不斷挖掘數據的經濟價值。

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通過在線程序和規則的設計,將采購主體的更多信息展現在平臺上,推動信息的公開程度,提升政府采購的透明度,降低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政府部門通過深度挖掘數字化平臺上的交易信息,對未來公共服務的需求趨勢作出預判,運用更加柔和和人性化的政府干預手段,強化數據治理,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數字化平臺的建設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統籌和引導作用,加強政府、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合作,從單一治理轉向協同治理,提高社會政策的執行能力。

(二)加大政務數據開放共享力度,充分挖掘政府數據資源的價值,提升數字政府公共服務決策能力

加大政府采購等政務數據的開放共享力度,打破地區間和部門間的信息壁壘。借助大數據技術、算法、模型等,政府各業務部門在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上能夠看到供應商的信用畫像、商品詳情、成交記錄、用戶評價等,精準快速地判斷產品或服務的質量,識別供給與需求的匹配程度,以便作出科學的采購決策,提供更精準的公共服務。

數字化平臺將分散的、處于沉睡狀態的數據進行激活、整合、加工,利用算法和模型等手段進行數據挖掘,識別真實的采購意愿,預測未來的行為走向,優化決策的質量和效率,提升數字政府公共服務決策能力,讓公共服務的實際提供者和決策者提供更有效的公共服務。

(三)強化數字化平臺的信息安全保障,提高精準監督能力,構建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數字政府

政府采購數字化平臺要加強信息網絡和信息系統的安全防護,對采購人、供應商、國庫支付系統和財務管理系統的涉密信息加強保密防護和安全監測,嚴防信息泄露,實行漏洞通報機制。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是財政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重要的公共服務。

傳統的政府采購模式下,由各業務部門自主確定供應商,財政部門僅僅扮演出資者的角色,很難起到有效的監督作用。政府采購的數字化轉型,讓公眾對數字化平臺上的采購交易進行監督,依靠大數據和算法對政府采購的過程進行風險識別和自動預警,提升了政府采購的公信力,激發了市場活力,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有助于構建廉潔高效服務型的數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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