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的理解與適用
來源:人民司法雜志 更新時間:2021-08-09

2021年5月18日,《人民法院在線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規則》)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838次會議審議通過,并將于2021年8月1日施行。《規則》共三十九條,明確了在線訴訟的法律效力、基本原則、適用條件,內容涵蓋在線立案、調解、證據交換、庭審、宣判、送達等訴訟環節,首次從司法解釋層面構建形成系統完備、指向清晰、務實管用的在線訴訟規則體系。

《規則》的正式印發,是人民法院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成果,對于進一步規范在線訴訟,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便利人民群眾訴訟,提升審判質量效率,推動形成“中國特色、世界領先”互聯網新司法模式,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現就《規則》起草背景、主要思路和司法實踐中應當注意的重點問題說明如下:

一、《規則》的起草背景和主要思路

“探索構建適應互聯網時代需求的新型管轄規則、訴訟規則,推動審判方式、訴訟制度與互聯網技術深度融合”是《人民法院第五個五年改革綱要(2019—2023)》確定的重點改革任務。近年來,人民法院主動適應互聯網時代發展要求,回應人民群眾公正、高效、便捷、多元解紛的司法需求,穩妥有序地推進完善案件在線審理機制。杭州、北京、廣州三家互聯網法院利用先發優勢,探索構建全流程在線審理機制,推動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審判執行領域深度運用。各地法院依托“中國移動微法院”訴訟平臺,逐步推廣適用在線訴訟,實現審判模式轉型升級。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在線訴訟大顯身手,實現了“審判執行不停擺,公平正義不止步”,為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自2018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印發《關于互聯網法院辦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互聯網法院司法解釋》)、《民事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試點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試點實施辦法》)和《關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加強和規范在線訴訟工作的通知》,指導相關法院開展在線訴訟實踐。但總體上看,上述文件主要針對特定法院、特定時期和特定訴訟環節,還未形成適用于全國法院、覆蓋訴訟全流程、效力層級較高的在線訴訟規則。

各地法院盡管積累大量經驗,但也存在在線訴訟效力不確定、規則不明確、標準不清晰、程序不統一、操作不規范等問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開展調研論證,全面總結互聯網司法實踐成果基礎上,研究制定了《規則》,作為全國法院開展在線訴訟的主要依據。

《規則》的主要起草思路是:

一是堅持人民性,充分回應互聯網時代人民群眾司法需求。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日益普及,人民群眾普遍期待司法訴訟更加數字化、網絡化、便捷化,推動提升審判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同時,也擔心訴訟權益在參與在線訴訟過程中受到減損。《規則》針對上述情況,既充分發揮在線訴訟靈活、簡便、全天候、易操作等優勢,又堅持以當事人同意為基本前提,尊重和保障當事人訴訟模式選擇權和程序利益處分權,實現提升司法效能和保障人民群眾合法訴訟權益相統一。

二是注重規范性,科學構建人民法院在線辦案程序。《規則》聚焦突破制度性障礙,旨在明確在線訴訟法律效力、填補規則空白、統一行為標準、細化程序規范。同時,考慮到互聯網技術發展迅速,一些訴訟領域仍有探索創新余地,《規則》也注重保持制度彈性,表述上適當“留白”,不追求面面俱到,對于一些新技術應用領域的問題,可由各地法院結合審判實際、技術發展情況持續探索、細化完善。

三是彰顯時代性,積極適應技術與司法融合應用發展要求。《規則》積極推動和有效規范新技術與訴訟程序的融合發展。針對區塊鏈存證、非同步審理機制、在線法庭設置、電子送達、電子卷宗等前沿問題,依法確認法律效力、明確審核規則、劃定適用邊界,并就維護數據信息安全,確保技術中立和平臺中立提出要求。

二、關于在線訴訟的內涵和效力

《規則》第一條明確了在線訴訟的內涵和效力。在效力方面,在線訴訟活動與線下訴訟活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在線訴訟內涵方面,應當注意把握好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關于在線訴訟的表現形式。在線訴訟包括從立案到執行的各個訴訟環節,但不要求所有流程均必須在線辦理。實踐中,司法案件各有其特點,有的適宜在線解決,有的適合線下審理,必須遵循規律、實事求是。無論是“全部訴訟環節在線”,還是“部分訴訟環節在線”,或者“部分當事人線上,部分當事人線下”,都屬于在線訴訟的表現形式。

二是關于在線訴訟的網絡載體。在線訴訟可以通過互聯網或專用網絡兩種方式進行。對于民事、行政等案件,在線訴訟活動主要在互聯網上完成,人民法院應當在確保數據和系統安全的前提下,實現內外網系統數據互通。對于刑事案件,在線訴訟一般通過專用網絡進行,以滿足刑事案件審理的技術保障要求。

三是關于在線訴訟的開展方式。在線訴訟活動主要依托電子訴訟平臺開展。考慮到目前全國法院信息化建設規模、進程尚不均衡,《規則》中的“訴訟平臺”還是一個泛指概念,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統一指導建設的電子訴訟平臺,也包括各地法院結合工作需要自行建設的平臺,是各類服務于在線訴訟工作平臺的集合。未來,隨著智慧法院建設不斷深入,電子訴訟平臺也將逐步向規范化、系統化、一體化發展。

三、關于在線訴訟的基本原則

《規則》第二條確立了在線訴訟“公正高效”“合法自愿”“權利保障”“便民利民”“安全可靠”五個基本原則,作為開展在線訴訟總體要求。“公正高效”是在線訴訟的根本特征,目的是利用信息技術,提升審判質量效率,更快更好地實現公平正義;“合法自愿”是在線訴訟的適用前提,當事人有權自主選擇線上或者線下訴訟模式,但不得不當干預和影響其他訴訟主體的選擇權;“權利保障”是在線訴訟的核心要求,人民法院應當幫助當事人更加充分、便捷、及時地行使各項訴訟權利,不能為求簡便而減損當事人權利;“便民利民”是在線訴訟的價值取向,基本出發點是為當事人提供訴訟便利,降低訴訟成本,統籌兼顧不同群體的訴訟能力和司法需求,提供差異化、精準化的在線訴訟服務;“安全可靠”是在線訴訟的基礎保障,各類信息技術的運用必須符合司法規律和技術倫理,保障數據信息安全,避免因技術不當使用或平臺利益關聯,影響司法公正性和公信力。

四、關于在線訴訟的適用范圍

《規則》第三條明確在線訴訟的適用案件范圍,根據該條規定,各類民事、行政、非訴和執行程序案件,只要符合適用條件,均可采取在線方式辦理。但是,考慮到刑事案件涉及偵查、檢察、審判機關的協調銜接,在證據規格、權利保障、數據安全方面也有特殊要求,在線訴訟應當依法審慎穩妥推進,主要適用于案情簡單、程序簡便或者因疫情防控等特殊原因不宜線下審理的刑事案件。因此,《規則》第三條第二項將這類案件的范圍限定為“刑事速裁程序案件,減刑、假釋案件,以及因特殊原因不宜線下審理的刑事案件”,并在第三十七條作出專門規定。

《規則》第三條第五項是在線訴訟適用案件范圍的兜底條款,即“其他適宜采取在線方式審理的案件”。司法實踐中,對于哪些屬于“適宜采取在線方式審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結合當事人意愿、案件性質、復雜程度、證據情況等因素作出綜合判斷。例如,部分國家賠償案件,如果不存在重大敏感因素,當事人自身又有在線訴訟需求的,也可以在線辦理。

五、關于在線訴訟的適用條件

《規則》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對在線訴訟的適用條件以及線上線下兩種審理方式的轉換作出規定。適用在線訴訟需要滿足三個條件:

(一)當事人同意適用在線訴訟

按照《規則》確定的合法自愿原則,在線訴訟是為當事人參與訴訟的方式提供更多選擇,并不具有強制性,所以應當以當事人主動選擇或者同意為前提。實踐中需注意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關于“當事人同意”的方式。《規則》對當事人同意的方式未作具體限制,實踐中至少可以包括:主動作出在線訴訟行為、口頭同意、在訴訟平臺確認同意、線下書面同意,等等。只要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可以留痕追溯,均是作出同意的有效方式。

二是關于“當事人同意”的效力范圍。當事人關于是否同意在線訴訟的意思表示,原則上僅對自身產生效力。一方當事人不同意在線訴訟,不影響其他方當事人選擇在線訴訟的權利,案件可以采取“半在線”方式審理。考慮到司法實踐的復雜性,《規則》對調解、證據交換、詢問、聽證、庭審等訴訟環節作出特殊安排,明確一方當事人有權在上述訴訟環節中,要求其他方當事人線下參審,但應當提出合理理由。經人民法院審查,其理由成立的,可以將相應訴訟環節轉為線下進行,便于人民法院查明事實、適用法律。

三是關于“當事人同意”后又反悔的處理。《規則》明確當事人同意適用在線訴訟后可以作出反悔,但需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反悔應當在開展相應訴訟活動前的合理期限內提出。考慮到不同訴訟環節的準備時間存在差異,《規則》未對“合理期限”作出“一刀切”式的規定,可由各地法院具體細化或者審判組織根據案件情況確定。第二,反悔需通過申請方式提出,并經人民法院審查同意。第三,反悔不得基于惡意訴訟目的,如果能夠認定當事人反悔是為了故意拖延訴訟或者增加對方當事人訴訟成本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批準。

四是關于“當事人同意”的法律后果。《規則》第六條明確,當事人同意適用在線訴訟后,如果既不申請轉為線下審理,又其他無正當理由,無故不作出相應訴訟行為或不參與在線訴訟活動的,人民法院應參照線下訴訟對應情形作出處理,以確保在線訴訟的嚴肅性和規范性。例如,當事人無正當理由逾期在線舉證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第六十五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一百零二條,確定是否采納該證據,并可予以訓誡、罰款;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按時參加在線庭審或者擅自退出,視為“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人民法院可以視為撤訴或者缺席審理。

(二)案件適宜在線審理

案件是否適用在線訴訟,人民法院需要結合案件性質、特點、證據類型、社會關注度等各方面因素,綜合作出判斷。需要注意的是,實踐中需區分考慮是所有訴訟環節均不適用在線方式,還是部分訴訟環節不宜在線。例如,對于涉及國家安全、國家秘密、重大涉外、涉港澳臺案件,一般應當全案線下審理;而對當事人人數眾多、案件疑難復雜、證據繁多、審理耗時長的案件,庭審環節一般應當在線下開展,而此類案件的立案、調解、送達等環節可以在線完成。線上線下有序融合銜接,才應當是在線訴訟的主流和常態。

(三)具備相應技術能力和條件

開展在線訴訟需以人民法院具備技術條件和當事人具備技術應用能力為前提。各級法院應當堅持實事求是,結合自身技術條件,穩妥有序推進在線訴訟,并不要求“一步到位”、追求“應上盡上”,更不能“強上硬上”。實踐中,人民法院應當結合實際情況,對當事人的在線訴訟能力做出判斷,綜合考慮當事人年齡、職業、身體狀況、知識背景、所處地域、上網條件、通訊設備、操作能力等因素,準確判斷當事人是否具備參與在線訴訟的能力與條件,合理確定案件審理方式。

六、關于在線訴訟的主要程序規則

(一)身份認證規則

《規則》第七條明確了在線訴訟身份認證規則。相比線下訴訟,在線訴訟數字化、網絡化的特點,更容易引發人們對訴訟主體身份真實性問題的關注,因此必須強化在線身份認證程序,實踐中應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在認證方式上。應當主要通過證件證照在線比對、身份認證平臺認證等方式驗證身份。實踐中,部分法院通過對接公安部門人口信息系統,采取人臉識別方式驗證身份。采取這一驗證方式的,應當嚴格遵守國家關于人臉識別的法律法規要求,充分履行告知義務,并征得當事人明確同意。

二是在認證環節上。身份認證是在線訴訟的前提,應當在開展訴訟活動前即有效完成。身份認證時,可以同步告知在線訴訟權利義務和法律后果,征求當事人對是否同意在線訴訟及具體適用環節的意見。針對調解、證據交換、庭審等需多方參與的重要訴訟環節,應當再次認證身份,確保訴訟主體身份準確無誤,訴訟行為合法有效。

三是在認證效力上。身份認證具有固定訴訟主體和訴訟行為效力的作用。初次身份認證的效力,及于之后各個訴訟環節,被認證人也因此負有妥善保管訴訟平臺賬戶密碼的義務。但是,如果能夠證明存在訴訟平臺系統錯誤或者訴訟平臺賬號被盜用的,“視為被認證人行為”的效力可被推翻,以充分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

(二)電子材料提交規則

電子材料是開展在線訴訟的基礎要素。《規則》第十一條明確了電子材料的主要類型和提交方式。從內容上看,電子材料分為訴訟文書材料和證據材料。從表現形式上看,電子材料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訴訟主體直接在電子訴訟平臺中錄入的電子文本,即在線填寫起訴狀、答辯狀、代理意見、案件要素信息等。二是線下實體材料經過掃描、翻拍、轉錄等方式進行數字化處理后形成的材料,也被稱為電子化材料。形成方式是對線下已經形成書面起訴狀、答辯狀、代理意見、書證等材料作電子化處理后,直接上傳至訴訟平臺。三是材料本身即是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的,如電子合同、網絡購物表單、網絡支付憑證等。如果存有上述電子數據的數據平臺已對接人民法院訴訟平臺,可以直接將電子數據導入訴訟平臺。當事人是提交電子材料的主要義務人。如果提交電子化材料確有困難的,人民法院可以通過卷宗掃描等方式,幫助當事人將線下材料轉化為電子化材料。同時,人民法院應當通過完善系統設置、細化操作指引、暢通數據傳輸等方式,盡可能為當事人提交電子材料提供司法便利。

(三)電子化材料的效力與審核規則

線下訴訟模式下,訴訟材料和證據材料一般要求提交原件原物,特定情形下可以提交復印件,而在線訴訟如果要求一律提交原件原物,則既不利于案件在線審理,還將加重當事人訴訟負擔。因此,《規則》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明確了電子化材料“視同原件”效力及審核規則,實踐中需要注意三個方面。

一是關于電子化材料“視同原件”的效力內涵。《規則》第十二條主要解決電子化材料的形式真實性問題,其效力范圍僅限于當事人不必再另行提供紙質原件,并不意味著電子化材料必然具備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對證據內容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問題,還需作專門判斷。

二是關于電子化材料“視同原件”的限制。電子化材料“視同原件”的效力既不是當然的,也不是絕對的。首先,電子化材料需以人民法院審核通過為前提,未經法院審核不得在訴訟中直接使用。其次,電子化材料“視同原件”效力具有相應限制條件。如果存在形式真實性存疑、內容格式不夠規范清晰、不符合檔案管理規定等情形,仍應當提供原件。

三是關于電子化材料的審核規則。電子化材料本身具有易篡改的特點,為確保其形式真實性,人民法院需審核電子化材料與原件原物的一致性。考慮到電子化材料審核技術性較強,審核更多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和其他程序完成,具體包括:對方當事人認可、公證機構公證、先行訴訟活動確認、在線或線下比對等。需要說明的是,上述方式只是幫助審判組織審核電子化材料的指引性規則,如果審判組織認為即便采取上述舉措,也不足以確保材料形式真實性時,應當要求當事人提供線下實體材料。

(四)區塊鏈存證的效力及審查規則

在線訴訟模式下,證據的存在形態、表現形式、呈現方式等與線下訴訟模式有較大不同。《規則》第十四條至第十九條對在線訴訟證據問題作出集中規定,一方面明確了在線證據交換方式,確立了同步和非同步兩種在線證據交換的效力和程序要求;另一方面明確了在線證據的審查認定規則。《規則》第十三條明確了在線訴訟證據審查的總體要求和法律依據。考慮到目前我國訴訟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已對電子證據審查認定作出了較為系統完備的規定,《規則》對一般性電子證據審查規則不再作重復性列舉。

《規則》第十六條至第十九條對區塊鏈存證的司法認定問題作出專門規定。近年來,公證機構、第三方存證平臺等大力推廣區塊鏈技術存證,涉區塊鏈糾紛日益增多。同時,由于效力和審核規則不明,區塊鏈存證領域存在過度夸大區塊鏈證據效力、誤導當事人存證,以及混淆法院內部區塊鏈技術應用與區塊鏈存證的界限,利用法院背書等亂象,亟待予以規范。因此,《規則》進一步規范了區塊鏈技術的司法應用,促進區塊鏈存證行業有序發展,有效解決取證難、認證難問題。關于該問題,有四個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關于區塊鏈存證的性質。目前,我國訴訟法上尚無“區塊鏈證據”這一證據類型,所以《規則》未采用這一表述,而是從技術特征角度將之描述為“通過區塊鏈技術存儲的電子數據”,其在性質上屬于電子數據。需要指出的是,區塊鏈基于自身技術特點,一般情況下并不存儲電子數據內容本身,所存儲的是經過加密運算所得的哈希值,并經由對哈希值的核驗,判斷電子數據本身是否被篡改。

二是關于區塊鏈存證的效力。區塊鏈技術基于自身鏈式數據結構、分布式存儲和加密機制等技術特點,能夠很大程度上保障數據上鏈后難以篡改,為人民法院認定證據真實性提供技術支撐。因此,《規則》第十六條明確,“當事人作為證據提交的電子數據系通過區塊鏈技術存儲,并經技術核驗一致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該電子數據上鏈后未經篡改,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該規定實際上確立了區塊鏈存儲數據的真實性推定效力,但由于區塊鏈技術并不能確保上鏈存儲前的數據必然是客觀真實的,因此該推定規則的效力范圍僅限于“上鏈后未經篡改”,并非直接確認區塊鏈存儲數據的完整真實性。

三是關于區塊鏈存證的真實性審核規則。雖然區塊鏈技術本身具有防篡改的優勢和特點,但這種技術保障并非絕對的,區塊鏈技術的底層架構、共識機制、節點數量和分布,以及存證主體的合法性、存證所依賴的軟硬件系統、乃至存證技術規范等因素,均可能影響到上鏈后數據的真實性。

基于《規則》第十六條的推定規則,數據上鏈存儲后的真實性是可推翻的,如果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并提供證據證明或者說明理由的,人民法院應當審查數據上鏈后的真實性。審查內容包括存證平臺的主體的合法性和妥當性、存證硬件系統的安全清潔性和可靠可用性、存證技術和過程的規范性和有效性等方面。

考慮到上述審查內容技術性較強,審判組織主要通過分配證明責任,經當事人舉證質證、陳述辯論、聽取專家輔助人意見、進行專業鑒定等環節和方式,綜合各方意見作出判斷。

四是關于上鏈前數據的真實性審查。區塊鏈技術并不能保證上鏈存儲前數據的客觀真實性,若當事人提出異議,人民法院應當審查。第一,關于真實性審查的啟動條件。考慮到區塊鏈存證本身即是證據保全的一種方式,提交證據一方已完成舉證和說明義務,因此,啟動上鏈前數據真實性審查,不僅需要一方當事人提出異議,還應當要求其提供證據證明或說明理由。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據案件情況主動進行真實性審查。第二,關于數據真實性審查的內容和方式。結合電子數據真實性審查的一般規定,以及區塊鏈技術存儲的特點,審判組織應當著重審查數據的具體來源、生成機制和存儲過程,是否有公證機構公證、第三方見證等程序保障,以及能否有關聯數據或證據與之印證。第三,關于證明責任分配。當事人對上鏈前數據真實性提出異議,并提供證據或者說理由的,人民法院應當將證明責任分配給提供區塊鏈存儲數據的一方當事人,由數據持有方提供證據證明或說明證據的真實性,不能有效證明或者作出合理說明的,由其承擔不利法律后果。

(五)非同步審理機制

《規則》第二十條規定,“經各方當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當事人在一定期限內,分別登錄訴訟平臺,以非同步的方式開展調解、證據交換、調查詢問、庭審等訴訟活動”,首次確認了“非同步審理”機制效力,明確了“非同步審理”機制的適用環節、條件、方式和限制條件。實踐中需要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關于“非同步審理”的涵義。“非同步審理”是將原來需要各方訴訟主體在同一時空共同完成的訴訟活動,由各方訴訟主體依托訴訟平臺,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分別完成,并統一匯集至訴訟平臺,利用信息技術可記錄留痕、可查詢追溯的特點,打破時空限制,提供訴訟便利。“非同步審理”不等于“書面審理”,在線提交書面材料或錄入相關信息只是其中一種方式,根據相關訴訟環節的需要,也可以采取音頻、視頻等方式完成“非同步審理”。

二是關于非同步審理的條件。“非同步審理”雖然具有低成本、便捷性方面的優勢,但是在審理的效率性、互動性上有所欠缺,實踐中應當以同步審理為主,非同步審理為輔,一般適用于當事人不便集中參與訴訟活動,或者人民法院司法資源緊張的情況。由于非同步審理方式涉及各方當事人程序利益,應當以各方當事人均同意為前提。同時,人民法院具有是否采取“非同步審理”方式的決定權,應當根據當事人需求、案件情況、審理進程等因素綜合確定。

三是關于非同步庭審的適用。“非同步庭審”是在特定情形下的一種特殊庭審形式,需要嚴格把握適用條件、范圍和方式。在適用條件上,需以同步庭審確有困難,當事人主動申請且各方當事人均同意,案件的主要事實和證據不存在爭議為前提條件。在適用范圍上,限于小額訴訟程序或者民事、行政簡易程序案件。適用方式上,需通過錄制視頻方式,按照庭審程序環節進行,不得采取書面方式審理。

(六)在線庭審規則

在線庭審是在線訴訟的核心環節。《規則》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七條對在線庭審的適用情形、庭審活動、庭審紀律、庭審公開、證人出庭等問題作出了全面系統的規定。實踐中,需重點把握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關于在線庭審適用情形。《規則》調整了《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關于在線庭審僅限于簡易程序案件的規定,原則上可適用于各類適宜線上審理的民事、行政案件以及刑事速裁程序案件。《規則》在積極拓展在線庭審適用范圍的同時,也嚴格規范適用的情形,明確了不適用在線庭審的七種情形,主要包括:當事人主觀上不愿意、客觀條件不具備、案件本身不適宜三種類型。在線庭審適用應當以便利當事人訴訟、便于案件審理為原則,實踐中需堅持“當用則用”,并非“能用盡用”,庭審方式應當服務于案件審理的質量和效果。

二是關于在線庭審方式和程序。《規則》所指的在線庭審,既包括各方訴訟主體均在線參與庭審,也包括部分當事人在線,部分當事人在線下的庭審形式。在線庭審必須在訴訟平臺上進行,采取視頻方式開庭,而不得采取電話、書面等方式。在線庭審的程序應當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釋確定的訴訟環節和程序進行,總體上與線下庭審程序相一致,并應當充分保障當事人各項訴訟權利,不得因庭審方式的不同而減損當事人訴訟權利。

三是關于在線庭審紀律。在線庭審應確保庭審活動的莊重嚴肅性。一方面,在線庭審應當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法庭規則》的相關規定,線下庭審中的紀律性要求、禁止性規定和行為規范,對在線庭審同樣適用。另一方面,《規則》結合在線庭審的特點,對庭審紀律作出特殊規定。對于非因技術等客觀原因,當事人不參加庭審或者擅自退出的,可視為“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并按相關情形處理。需要注意的是,考慮到在線庭審易受到技術因素影響,當出現“不按時到庭、脫離庭審畫面、庭審音頻、視頻靜止”等情形時,不宜直接認定違反庭審紀律,人民法院有必要先作出提示、警告,要求其說明理由。

四是關于證人在線出庭。我國訴訟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均規定,證人作證應當出庭,特定情形下證人可以采取視聽傳輸技術方式作證。在線訴訟模式下,證人在線出庭也屬于出庭作證的一種形式,關鍵是要解決證人不得旁聽案件和不受他人訴訟指揮的問題。因此,《規則》第二十六條規定,“證人通過在線方式出庭的,人民法院應當通過指定在線出庭場所、設置在線作證室等方式,保證其不旁聽案件審理和不受他人干擾”。在目前技術條件下,盡管不能完全賦予證人自由選擇在線出庭場所的權利,但可以通過指定相對便利的在線出庭場所,解決在線出庭時證人中立性問題。例如,實踐中部分法院與街道、社區合作建設專門的在線庭審工作室、證人作證室等,未來還可以探索證人就近選擇人民法院數字法庭在線出庭作證。

(七)電子送達規則

《規則》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明確了電子送達的總體機制、適用條件、適用范圍和生效標準等。實踐中需把握好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關于電子送達的適用條件。《規則》堅持以“當事人同意”作為電子送達的前提,同時對“同意”的方式予以拓展,建立了電子送達“默示同意”規則,將同意擴展至事前的約定、事中的行為和事后的認可,在充分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基礎上,鼓勵和引導當事人選擇電子送達,穩妥有序擴大電子送達的適用。

二是關于電子送達適用文書范圍。電子送達的文書范圍應該嚴格遵守現行法律規定,除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開展民事訴訟程序繁簡分流改革試點的法院外,其他法院尚不能電子送達判決書、裁定書、調解書。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根據試點情況,積極推進《民事訴訟法》修改工作。各地法院需根據修法情況,在有明確法律依據之后,才能電子送達裁判文書。

三是關于電子送達的主要方式和平臺載體。為確保電子送達規范性和便捷性相統一,《規則》明確了電子送達發出端應當是人民法院統一的送達平臺,確保送達過程可查詢、可驗證、可追溯,形成有效的電子送達憑證。電子送達的到達端可以是多樣化的電子地址,包括受送達人的電子郵件、即時通訊賬號、訴訟平臺的專用賬號等。

實踐中要注意避免分散和多頭送達,同一內容材料原則上只應采取一種送達方式,以便確定送達生效時間,便于當事人行使后續訴訟權利。《規則》同時明確了人民法院電子送達的附隨職責,適用電子送達后應盡量通過短信、電話、即時通訊工具等方式作出提示和通知,以充分保障當事人知情權,提升電子送達有效率。

四是關于電子送達的生效標準。《規則》明確了兩種送達生效標準和情形:對當事人主動提供或確認的電子地址,采取“到達主義”。對人民法院向主動獲取的受送達人電子地址進行送達的,采取“收悉主義”。關于“收悉主義”的適用,首先應把握“收悉主義”的兩個適用條件:一是需滿足當事人已同意適用電子送達,只是未提供有效電子送達地址或者提供的地址有錯誤;二是應當向能夠確認為受送達人本人的電子地址送達,如經過實名認證的、曾經完成過有效送達的、近期內活躍使用的電子地址等。人民法院對此應有一個查明和判斷過程,而非向任意一個可獲取的電子地址送達。其次是把握“收悉主義”的送達生效時間。既然采取“收悉”主義,就不宜再按“到達特定系統”作為送達生效時間,而應當以“確認收悉”的時間點作為標準。具體包括:回復收悉時間、作出相應訴訟行為時間、系統反饋已閱知時間。上述時間點均存在時,應當以最先發生的時間作為送達生效時間,這種判斷標準既符合受送達人接受信息的客觀狀況,也有利于及時確定送達效力,開展后續審判工作。

七、關于妨害在線訴訟的處罰

《規則》第二十八條集中規定了違反在線訴訟程序要求,實施妨害在線訴訟行為的處罰規則。在主觀方面,行為人應當存在故意,即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相關禁止性要求,或者在人民法院提示、警告后仍不改正的。在客觀方面,行為人主要是違反了《規則》關于在線調解、在線庭審環境、在線庭審紀律、證人在線出庭、在線庭審公開的相關禁止性要求,存在披露傳播調解過程和內容、擾亂庭審秩序、證人旁聽案件庭審、違法違規錄制傳播庭審過程等行為。在處罰依據上,上述行為均應視為妨害訴訟的行為,按照訴訟法律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根據情節輕重,處以訓誡、責令退出法庭、罰款、拘留等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八、關于刑事案件在線審理

《規則》充分考慮到刑事案件的特殊性,針對刑事案件在線訴訟的適用條件、適用環節、庭審要求等方面作出專門規定。在適用條件上,人民法院對符合《規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的刑事案件,在征得公訴人、當事人、辯護人同意的基礎上,可以采取在線方式審理。刑事案件與民事、行政案件存在一定差異,除當事人外,作為控方的公訴人和具有獨立訴訟權利的辯護人均是重要的訴訟主體,享有相應的程序利益,因此適用在線訴訟應當征得其同意。在適用環節上,刑事案件在線審理主要適用于訊問被告人、開庭審理、宣判環節。《規則》關于立案、證據交換、證據認定、送達、簽名等訴訟活動的規定,原則上均不適用于刑事案件。在庭審要求上,《規則》區分被告人、罪犯是否在押的不同情形,分別明確在線出庭的具體場所和方式。刑事案件的訴訟主體原則上不得在非指定場所以外的地點在線出庭,以確保刑事案件在線審理的規范性、嚴肅性和可操作性。

九、關于在線數據信息保護

在線訴訟需高度重視和防范數據信息安全風險。因此《規則》對在線訴訟數據信息保護作出專門規定,總體上確立了人民法院對在線訴訟數據信息的權利主體地位,明確了各方主體對在線訴訟數據信息的保護義務和責任追究的法律依據,切實加大對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力度,保障在線訴訟安全、規范、有序運行。

十、關于《規則》的效力范圍

《規則》印發前,最高人民法院部分司法解釋、司法指導性文件已有關于在線庭審、電子化材料提交、電子送達等方面的規定。《規則》結合審判工作實際,優化完善了上述規定。因此,之前印發的司法解釋、司法指導性文件中的在線訴訟規定與本規則不一致的,應當以《規則》為準。

需要明確的是,案件適用在線訴訟的,可依據《規則》調整適用《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部分規定,具體包括:《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六條、第一百三十九條,《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第十一條、第六十一條。《規則》與《互聯網法院司法解釋》之間不存在替代關系,《互聯網法院司法解釋》繼續有效,但《規則》對《互聯網法院司法解釋》相關規定作了進一步細化調整的,互聯網法院應當適用《規則》的規定。(劉崢  何帆  李承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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