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政務服務智慧化，是數字政務建設的持續性主題。在剛剛過去的“十三五”，中國在數字政府領域解決了哪些重點問題，其中有什么樣的建設經驗可以復制，還有哪些難題需進一步破解？正在開啟的“十四五”我們對數字政府有什么樣的期待？數字化服務提供商究竟應該怎么做才能更好地助力數字政府建設？數字政府領域的專家和企業代表給出了他們的答案和建議。

“互聯網+政務”快速發展

這幾年，每個人都深切地感受到因數字政府建設帶來的便利和效率的提升，“數據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在政務服務各領域廣泛推進。

總結“十三五”我國在數字政府方面的主要成就，太極股份副總裁、太極政府與公共事業BG總經理呂灝對認為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政務服務一體化平臺從框架、機制等方面的雛形基本形成。構建政務服務一體化平臺，推進政務服務 “一網”、“一門”、“一次”改革，需要“網絡通”、“數據通”、“業務通”，目前看 ，網絡已經基本打通，數據打通正在不斷持續地推進中，而最終目標是實現全線的業務打通。

2020年，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排名從2018年的全球第65位上升到2020年第45位，達到全球電子政務發展“非常高”水平。其中，在線服務指數排名中國為全球第9位，這主要得益于近年來我國不斷深化“放管服”改革，并大力推進全國政務服務一體化平臺建設。

關于國家政務服務一體化平臺構建的重要意義，呂灝談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和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全國各地14億人口實現了健康碼互認，中國之所以能夠在疫情發生之初就實現了健康碼的全國互認互通，背后就是由國辦牽頭建設的國家政務服務平臺體系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二是圍繞政務服務，通過“互聯網+政務服務”、“政務服務移動化”等進一步探索為人民群眾提供服務的方式和理念，與此同時，也進一步推動了政府業務自身的變革。近些年，我們看到大量的政府服務創新應用問世，為人民群眾帶來便利、提升了群眾的獲得感，也進一步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2020年，由于疫情的發生，國家部委地方政府紛紛出臺相關政策，大力推進“不見面審批”、“網上辦”、“掌上辦”等服務，大量的政務服務從線下轉移到線上，“不打烊”、“不斷檔”的政務服務，切實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也讓百姓更進一步感受到政務服務的便利性。

國家發改委國家電子政務工程建設指導專家組專家羅建中在接受《中國電子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十三五”期間中國數字政府依照大平臺、大系統、大數據的思路構建，成就主要體現在“驅動力”的變革上，而摸索出“驅動力”變革的邏輯，不僅僅是為了對“十三五”獲得的成就進行總結，更重要的是對數字政府在“十四五”發展的啟示意義。

數字政府發展的驅動力從過去的技術驅動變為了業務驅動，這是巨大飛躍。過去的政務信息化、電子政務強調流程再造，而事實上所有機構的流程與程序是靜態的；“但在‘十三五’，數字政府建設由技術驅動變為業務驅動之后，驅動力變強勁了、發展變快速了。為什么？因為在中國，政務業務一定是和具體的治理任務關聯起來的，反腐是任務、反恐是任務、疫情防控是任務、城市黑臭水體治理達標是任務、社保應保盡保是任務，是任務就必須要高度重視，就必須要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務的力度不一樣，政策就會不一樣，速度也會不一樣。”羅建中說，基于任務驅動，數字政務建設中的各個難點、痛點、堵點就能很快打通。

“數字化轉型從來不是技術部門的事情，而是一把手的事情，這個規律同樣體現在數字政府領域。”羅建中認為，這幾年的數字政府建設之所以能夠提速，關鍵是 “領導基于任務驅動”。現在，各地方、各機構領導的任務是讓人民有更多的幸福感和獲得感，讓企業有更好的營商環境以及企業有更強勁的發展動力和競爭力，圍繞這些任務，需要政府機構從很多維度提供更好的服務，進行更多的業務創新，這必然要求作為重要支撐的數字政務網絡通起來、數據通起來、業務通起來。

工具無法改變制度層面的問題

今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在“十四五”期間，數字政務領域有哪些難點、痛點需要加快破解？

毫無疑問，在數據經濟時代，進一步釋放數據的價值，推進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政務數據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如何進一步共享政務數據，引入更多主體參與到數據創新的價值鏈上，既有大量的空間，也有諸多的難題需要破解。

“數字政府的關鍵在于‘數字’，要想充分發揮‘數據’的作用，需要相應的制度與環境支撐。”呂灝在接受《中國電子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充分運用數據實現政府治理現代化，政府施策精準化、智能化，真正讓數據成為市場化配置要素從數據確權、數據安全邊界等都需要相應的配套，目前的法律環境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們希望在‘十四五 ’能夠實現數據通和業務通，只有數據通、業務通，才能夠創造更多、更好的服務，讓老百姓能夠有更多的獲得感。”

除了完善與數據相關的制度與環境，羅建中與呂灝都不約而同談到了政府治理的改革，這更是數字政府發展關鍵所在。

“電子政務只是工具層面的事情，而工具永遠改變不了制度。” 羅建中進一步解釋，雖說目前群眾辦事很多可以通過手機網上申報，但是政務服務后臺的流程并沒有改變，為群眾解決問題的辦事效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政府治理的效率問題和業務痛點并沒有真正解決。” 羅建中說。

政府內部的管理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優化，而要實現這些改變，需要進一步完善 “放管服”改革，需要用繡花功夫去細化工作，通過數字化的力量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如果過去社會治理存在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會導致痛點被放大，將來，這些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后，人民群眾的幸福感也同樣會得到放大，這不是單純的“工具”和“技術”就能夠帶來的。

呂灝認為，“十三五”期間，數字政府的對外服務“界面”已經做得很好了，但是面向行業、面向業務處理的自動化和智能化等方面，仍有大量提升的空間。“政務處理的形式與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政務治理的效率和質量并沒有相當程度的提升，這是‘十四五’需要解決的問題。”某種意義上看，當政務服務數字化的界面充分互聯網化和移動化之后，會進一步放大政府治理能力上的短板和問題，加快推進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變得更為迫切了。

需求端驅動供給側變革

推進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 ，推動數據資源的有效利用，加快政務服務智慧化，除了政府從政策方面進行變革，信息技術企業還可以做些什么來助力數字政務建設，“十四五”期間數字政府解決方案會呈現哪些趨勢？

作為國家發改委國家電子政務工程建設指導專家組專家，羅建中認為，在未來，政府機構的能力將越來越多體現在決策、協調和指揮上。

“在電子政務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場景是各個部門要為領導進行決策提供支撐。以扶貧為例，當國家要解決扶貧問題、進行脫貧攻堅，作為扶貧辦需要向國家領導人、上級領導講清楚，每個貧困人口在哪里、每個貧困地區在哪里，是因老致貧，還是因病致貧的，是因居住環境惡劣致貧的，還是因失獨貧困的；扶貧之后有沒有再致貧、返貧的情況，以及返貧的各種原因和各式處理方法：例如引導創業扶貧、安排就業崗位，或者對其進行職業培訓等，諸如此類，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貧困類型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這些支持領導決策的信息都必須通過領域細化、數據化來獲取和分析。”

羅建中說，過去中國電子政務領域投入最大的是內部辦公以及行政許可類業務，而事實上在未來政務服務領域需要強化的是監測類業務和決策類業務，而這兩個維度的強化，對數字化服務提供商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務服務一體化呈現在群眾面前的只是一個入口，而整體服務效率的提升、解決問題能力的提升，一定涉及到后端各業務部門的行業和領域治理和決策能力的提升，例如交通綜合治理、醫療衛生治理管理、環境治理等一系列國家治理”。呂灝表示。

面對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種種要求，作為數字化服務提供商，其能力就不僅僅只是“工具”和“技術”的供應者，而必須成為懂行業、懂政務、掌握“工具+技術”的提供商，數字化服務提供商必須要有行業服務能力，并將行業服務能力知識化、體系化、工具化。

“數字政府領域的這些變化，需要服務提供商具備‘四懂’，即懂行業知識、懂行業數據、懂行業規則、懂行業生態。”呂灝認為，只有將這“四懂”知識化、體系化、有形化，才能夠更好地服務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需求。

基于這樣的趨勢和需求，呂灝認為，IT企業需要構建數字政務領域的標準體系、方法體系、知識體系和工具體系。

從行業數據的維度看，數據是與行業知識相匹配的，因為知識最終是以數據的方式體現到可運轉的系統中的，所以要進行各個政務細分領域的數據梳理，構建行業數據體系。

從行業規則的維度看，每一個行業的規則都不相同，每一個行業都有歷史的規則、現在的規則以及新的規則。過去政務信息化的建設方式，是機構與用戶提出需求，IT廠商做出相應的解決方案，而現在的機構更多是基于“任務”、基于“治理理念”，來推動相關業務與服務創新，這意味著沒有現成的確定性“需求”，需要數字化服務提供商與客戶一起圍繞“任務”和“治理理念”來設計系統、來整合創新，需要基于數據體系，基于歷史與現在的規則，與客戶一同創新規則，提供更好的處理方式和解決方案。

從行業生態的維度看，要實現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政務服務智慧化，僅僅依靠一兩個廠商很難完成，需要構建一個多維度的能力完備的行業生態，才能夠更好地滿足數字政府發展的需求。今天政務數字化有一個很鮮明的特點是“任務化”驅動，圍繞這些任務需要數字化服務提供商有快速場景化的能力，而這樣的組合服務能力，需要非常強勁且有生命力的生態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