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時代,“數字政府2.0建設”如何推進?
來源:網絡傳播雜志 更新時間:2020-12-03

數字化正在重新定義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在“新基建”的大背景下,與之相輔相成的數字政府2.0建設也將加速前行。

1、應對治理大考:讓數字化想象力落地

病毒如利刃,將原本正常的社會運行劃出一道深深的裂隙。但那也是“光”照進來的地方,這道“光”,便是數字化治理的加速應用。

疫情加速了新技術、新模式對現有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沖擊與革新,數字化、在線化的無形觸角正全面滲透至社會運行的每一個角落,尤其對于疫情引發的社會難題起到了很好的緩解和破解作用。

這次疫情的暴發,可以看作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大考”,特別是對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次“測壓”。

對于技術戰疫,政府的數字化治理手段發揮出重要作用。

以人口流動為例,在疫情發生時,從跨區域乃至全國層面上,政府都能夠依靠數字化手段,通過大數據(消費、辦公、出行等多維度數據)、人工智能(接觸人員識別、戴口罩人臉識別、高危高風險人群識別)、云計算(高性能的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彈性算力支持)、5G與IoT(快速的數據收集與信息流動),建立全面的病毒傳播發現和高危人群流動監控機制(平臺),在第一時間發現病毒和高危人員流向,及時并有針對性地提高疫情防控水平。

更重要的是,以數字化技術為基礎,結合創新想象力,借助社會的力量將一些重要但有一定獲取復雜度的公開信息挖掘出來,配合政府數據,確保了信息的透明與高效傳達,彌補了主流媒體和互聯網企業信息發布的短板,也促進了政府應對疫情時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治理效率的提升。

3月20日,北京,在中關村前沿技術創新中心,一批批高新技術、高新產品相繼誕生,并在北京、武漢等全國各個城市的戰疫一線落地應用。圖為人員限流預警大數據平臺。供圖/視覺中國

2、數字政府2.0時代:數據運營能力成關鍵

從2003年非典的疫情直報系統建設,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城市綜合防疫體,政府治理路徑發生了重大變化。

互聯網已從4G向5G跨越,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的不斷深入,中國數字經濟占據了經濟總量的1/3,圍繞“再工業化”的“新基建”呼之欲出……

這些都意味著,政府治理迎來了數字化轉型的新契機。

如果把政府看成是公共服務的供給方,數字化對于政府治理的意義,其實與數字化對于企業的意義相似。

一方面,能低成本地降低政府和社會民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公共服務供給和民眾治理需求之間的匹配度;另一方面,數字化的工具能提升服務的效率和精準度,幫助政府資源更高效地發揮作用。

簡言之,數字政府建設的推進,意味著政府決策更加科學化、社會治理更加精準化、公共服務更加高效化。

可以預期,在疫情結束之后,隨著城市再度進入正常有序的生產生活,在城市中的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安全保障、民生服務(尤其是醫療服務)、環境治理等各方面,數字化將真正成為城市競爭力的核心組成部分。

數字治理,在疫情之后將成為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議題中的關鍵組成部分,與之相輔相成的數字政府2.0甚至3.0建設也將加速進行。

數字政府從1.0到2.0的跨越,既是技術變革,更是組織能力的流程再造。

在數字政府1.0時代,政務信息化的著力重點在硬件采購與軟件搭配,而2.0時代的數字政府,對于數據的運營能力成為關鍵要素。

政府數字治理能力一般通過三個維度考量:一是搜集中獲取什么數據;二是運算中依賴什么算法;三是使用中解決什么問題。

當下,我國政府的數字化治理水平在某些方面,已超過現有人均GDP更高的發達國家。比如“健康碼”的廣泛應用,浙江在推出“健康碼”基礎上,又啟動“一圖一碼一指數”的綠碼監測系統。

而各地利用大數據分析進行企業分類有序的復工復產,都展現了大數據資產在政務管理上的優勢所在。

這些地區疫情防控和動態監測數據系統,不僅打通了區域內政府、社區、醫療、交通各部門數據,同時實現了跨地區跨平臺的數據聯通,在短時間內解決了各部門防疫信息采集表單不統一、系統不統一,數據孤島造成的反復報送,跨地區數據缺失無法有效同步等各方面的問題,實現了通行管理、復工審核、醫療健康信息采集核驗等多個方面的應用落地。

從政府數字治理能力的三個維度評估,這些舉措都是很好的探索與實踐。我們也注意到,整個社會的“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機制有待完善。

比如仍存在針對相關人群追蹤的及時性和精準化問題,部門間信息割據問題,數據共享沒有做到實時、透明等;“10份證明文件抵不過1個健康碼”的個體遭遇,暴露出認碼不認證的“一刀切”思維;也有部分地區“一城一碼”,給人們復產復工帶來了通行難題。

3、智慧城市布局加速:需統籌全國“一盤棋”

城市化疊加數字化浪潮,對政府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早在2014年,國家發改委等八部門就聯合出臺了《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此后,中央再發文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鮮明的智慧城市。

由此可見,我國對智慧城市建設高度重視。

目前,中國已涌現出越來越多的大型城市甚至超級大型城市,而未來十余年,中國城鎮化之路仍將一路高歌。

根據光華思想力課題組的測算,到2035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或能從目前的60%提升到75%甚至80%。而此次疫情大考,無疑將加速智慧城市的布局與推進。

智慧城市建設的核心就在于數字政府的建設。在此次疫情期間,我國有機會實現大規模的與疫情相關的數字化沉淀。

杭州市、廣州市、鄭州市等地的政府在數據和科技的支撐下,在疫情防控、信息傳播、物資調配、醫療服務乃至舒緩民眾的緊張情緒和心理壓力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效,獲得了社會各界及廣大民眾的贊譽。

數字化正在成為城市應對緊急情況的重要支撐,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要進一步深挖中國大數據紅利,更好地發揮其作用,還需要更高層級的統籌。數字治理的核心仍然是組織問題,尤其是涉及公共治理層面,需要做到全國一盤棋,而不只是簡單的“在線政務+網格化管理”。

經過多年的發展,大數據在互聯網行業以及C端消費等行業的應用已經得到充分開發,但在公共治理層面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目前各地踴躍探索,需要基于全國一體化政務服務平臺的全國化推廣,進一步加強政府對政務數據資產的積累和重視,提升對政務大數據存儲、挖掘、分析等一系列的需求,以及全國層面的數字治理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數字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目前全球都處在摸索的過程中,不同地區差異很大,要做到全方位的“智能化”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政府數字化建設,無論是基礎設施方面,還是人才培養方面,在疫情之后都應進一步推進,以實現治理能力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適應智慧城市治理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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