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智庫致力提升資政能力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更新時間:2018-03-13

擁有高水平智庫是一個國家或區域軟實力的集中體現和重要標志。澳大利亞的智庫雖然發展時間較短,數量也比較少,但由于政府支持、社會關注高、投入力度大等原因,近年來實現了較快發展。

智庫發展的基本現狀

相比美國、英國等一些智庫業發達國家,澳大利亞智庫規模都比較小,整體來講沒有形成一個十分強大的政策咨詢行業。目前來看,該國的智庫主要可分為三類,政府智庫(如生產力委員會)、大學智庫(如皇家墨爾本理工學院應用創新中心)和社會智庫(如格拉坦研究所)。三類智庫雖然都發揮著智庫的一般性功能,比如政策咨詢、社會服務、輿論引導等,但在經費來源、運行方式、研究方法、服務對象等都存在較明顯區別。

總體來看,政府智庫都隸屬于政府部門,其研究經費直接來源于政府財務資金支持,研究成果大多為政府決策提供直接服務,因此執政黨及政府決策者往往會對其關注領域和研究課題產生直接的重要影響。大學智庫一般偏重“學術型”,相對政府智庫來說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同時一般都在一定的專業領域擁有其知名或是特色“品牌”。澳大利亞的社會智庫相對更加強調獨立性,往往不趨附于執政黨或某一黨派,一般都偏重應用性課題研究,主要的服務對象為企業、社會組織等,資金的來源也更多元化,主要有企業支持、基金會贊助等。

澳大利亞智庫對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執行、監督等過程都能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在制定政策前期,一般都會征求智庫專家意見,尤其是具有影響力的知名智庫中一些著名專家的意見。特別是大學智庫的研究成果,由于其學術性、獨立性、中立性的鮮明特點,政府方面一般會予以高度重視。在政策運行方面,從政府制定政策到施行政策的整個過程,都會受到智庫的全過程監督,一般是通過媒體報道、召開集會和舉辦論壇等形式提出批評和建議。

澳大利亞智庫與政府之間主要表現為一種供應商與顧客的合約關系。除了政府智庫,其他智庫的研究成果若被政府借鑒或者采納,政府大多需要向智庫方面支付一定數量的知識專利轉讓費用。大學智庫、社會智庫通過出售知識或思想獲得的收入,會按照一定比例在智庫方和其研究人員之間進行二次分配。就澳大利亞的智庫而言,對于來自政府決策咨詢知識專利的轉讓費用,一般以10萬澳元為界限,10萬澳元以下的項目智庫不參與分配,經費全部歸研究者個人,10萬澳元以上的項目研究人員需向所在智庫提交約20%的提成。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產業的迅猛發展,澳大利亞的智庫發展正進入一個蓬勃興起階段。一批新興智庫,如澳大利亞環境基金會、墨爾本理工學院應用創新中心等,都已進入良性發展快車道。它們主要依靠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技術,在互聯網上不斷傳播與推介自己的思想、主張、觀點,對于政府、社會組織、企業等咨詢服務發揮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智庫發展的五點經驗

澳大利亞智庫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五點。

第一,普遍采用理事會治理機制運營。澳大利亞智庫都較普遍地采用理事會或董事會的治理模式,這種模式下,理事會或董事會一般都是由重要捐助者組成,主要是一些大企業家、基金會負責人、知名學者及前政府官員等。這種治理模式的優點是,理事會成員一般都具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較為廣泛的社交網絡,有利于為智庫運行提供充分資金支持和有效拓展智庫影響力。

第二,資金來源多元化有利于智庫推出高質量研究成果。除了政府智庫,智庫資金來源一般都不主要依靠政府,而是更多來自于企業、基金會、慈善組織甚至是個人的贊助和捐助,這樣既有利于智庫與政府保持適當的距離,維護“機構獨立性”和“思想中立性”,也有利于智庫更加客觀地關注和研究公共政策。

第三,通過制造社會輿論達到影響政府決策目的。澳大利亞智庫關注政府公共政策,但又不直接參與到政府制定和施行政策過程中。它們重視通過公開發表文章、召開專題論壇、接受媒體采訪等手段發表見解和制造社會輿論,從而影響政府的政策決策。
第四,政府大力支持促進智庫快速發展。澳大利亞政府特別重視智庫的咨詢作用,并且愿意投入大量資金支持。生產力委員會這樣的政府智庫本身屬于政府的組成部門,經費保障全部來自于政府財政撥款自不用說,即使是格拉坦研究所這樣的社會智庫,其成立時發起的基金也獲得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財政資金各1500萬澳元的支持。

第五,“咨詢市場化”有利于推進智庫良性發展。除了隸屬政府部門的政府智庫,澳大利亞大學智庫和社會智庫都是獨立于政府,與政府是賣方和買方的市場關系。政府施政過程中如需要參考智庫成果,或是咨詢智庫專家意見,必須付出相應費用進行購買。這有利于激發智庫人員研究公共政策的積極性,也有利于推出更加具有思想性和針對性的研究成果。

智庫發展的幾點啟示

由于體制和機制的不同,澳大利亞智庫建設與中國智庫建設在策略措施方面都有著很多不同之處,但澳大利亞智庫建設的有些經驗做法對我國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仍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

一是引入理事會治理機制,提升智庫管理能力。智庫管理體制改革是系統性工程,應在立法、管理層設置、職能定位等層面通盤考慮。我國各類不同類型智庫在發展過程中,也應該因地制宜結合外來經驗不斷創新智庫治理模式。尤其是官方智庫之外的高校智庫、社會智庫,不妨也建立健全理事會治理機制,把一些知名企業家、基金會負責人、退休政府官員以及各領域知名人士吸收到智庫理事會,使其發揮各自優勢,參與智庫治理,這樣無疑將在資金籌措、成果推介、擴大影響等方面有利于推進智庫發展。

二是建立多元化籌資機制,提升智庫運轉動力。澳大利亞一些有影響力的智庫(政府智庫除外)大多通過企業捐助、基金會捐款、個人捐贈、有償研究等多種方式和多種渠道籌集資金。我國很多智庫的資金來源則缺乏社會化籌資渠道方式,這會導致智庫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資金短缺、影響輻射面小等問題,從而影響智庫人員有效開展成果研究和推介。因此,有條件的智庫應當盡快建立多元化籌資機制,在爭取政府資金支持的同時,多方面、多渠道吸收社會資金,為智庫發展提供充分資金保障。

三是打造立體化智庫品牌,提升智庫綜合影響力。澳大利亞的一些知名智庫也大都十分重視塑造智庫品牌,特別是重視運用大數據等新媒體和新技術推介智庫成果和擴大智庫影響。比如,墨爾本理工學院應用創新中心就很好地運用了大數據、新媒體等技術和方法加強課題研究和進行推介宣傳。我國智庫建設也要更加重視塑造品牌和提升社會形象,除了運用一些傳統方式,比如辦好期刊雜志、舉辦高層論壇、召開成果發布會等,還要積極運用新媒體技術,比如微信、微博、應用程序、專業網站等方式方法推介智庫成果和擴大智庫影響力。

四是培養智庫獨立性,提升智庫成果客觀性。為了進一步提高智庫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從而更好發揮資政作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發展過程中也應該積極探索“謀斷分離”機制,讓智庫發出客觀公正的聲音,有效防止“近政府”優勢轉變為喪失獨立性劣勢。

(澳智庫致力提升資政能力 多元發展 打造品牌)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山東省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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